一本書讓鄧小平震怒他斗膽觸碰中共死線

2025-07-15 | 來源: 金鍾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網絡照片）

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監的出版

在香港雖然更深地接觸資料，了解到不少毛周王朝的內幕，但大饑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來的生意人王俊銘先生告訴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國統計年監》出版了，你可以找來看看。對數字絕不陌生的我，拿到這本滿是數字的書，一下子便發現，他們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統計資料！因為以前的官方統計，在一九五七年之後，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顯然是將大饑荒四年的數據封鎖起來，見不得人。現在這四年的人口等數據都有了。

雖然，並不理想，如一九六O年人口銳減一千萬整，沒有零頭——這哪像統計資料嘛，但好過沒有。我興奮而不眠地在數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一千五百三十萬。後來，我又看到一套《中國人口》叢書（聯合國資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冊，不僅有數年人口數，還有死亡人口的“絕對數字”，我到處尋找，於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數據，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數，來估算四年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數。得出二十四個省死於饑荒的總人數為二千零四十萬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國三十五年專題中發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國三次大挫敗》，其中主要論述是“大躍進”引致之大饑荒。文中提出餓死人數之估計，還以官方數據，駁斥大饑荒的自然災害之說，從外貿資料指出大饑荒期間糧食出口太多，進口大減，是令饑民處於死亡線的原因之一。當然，公糧征收超過正常標准一倍，更是饑荒的主因。也駁斥了蘇聯撤援的說法。

鄧小平內部批評牧夫文章

一個月之後，十一月十二日，總編輯李怡叫我談話，告訴我中大教授李南雄傳話，有大陸學者來港打聽牧夫是誰，鄧小平點名批評牧夫《三次大挫敗》一文（編注：牧夫為金鍾在八十年代常用的筆名），指示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國內流傳。李說，昨晚他又將我的文章詳讀一遍，覺得寫得持平，沒有情緒化，都是根據官方資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視？

接著，李怡召集編輯方蘇一道商討這件事。李說，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鄧要維護黨；方說，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說，不准別人說。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則表示，這篇文章份量不輕，有新觀點，把批評具體化了，他們受不了。你可以籠統批評大躍進怎麼錯，但要具體批就不行。我還談到對大躍進餓死人的感受，說那麼慘，提起來都會哭……我還表示，鄧的批評顯示雜志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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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兩天，十四日，李怡請大家在合和中心飲茶。他笑著說，牧夫已是“鄧小平級的人”，應該由我來請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據我當年日記摘錄的部分細節。

中共領導人點名批評一名香港的評論家，確實是絕無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將披露鄧的批評，但他沒有做。我也沒有“跟進”。

這件被老鄧點名批評的事，經過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這樣寫出來並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實上，我的一點功夫比之後來幾位學者的研究，是很膚淺和簡約的（例如曹樹基查過上千冊縣志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過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結論沒有大的問題。我沒有忘記李卜克內西的一句話，他說，知識份子斗爭的武器是論據。值得解讀的是：

鄧小平為什麼要批評我的文章？

一、鄧點名批評的真實性。我雖然沒有專門去做證實，但估計是可信的。根據是，當時《九十年代》這個刊物和北京當局的關系，不是香港一般媒體可以相比。雖然，該刊在八O年之後，言論方向已向右轉，但組織關系如何，是外人很難明白的。該刊七O年創刊以來，一直是中共統戰海外青年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陣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過今日《鏡報》月刊。由於其七十年代追隨文革的極左路線，而中共已否定文革，其言論向右轉乃是不得不為的選擇。但該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還維持著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內部聯系，仍是一份有統戰價值的中共高層重視的內參讀物。而透過官方學者傳話，並非小道消息。

二、鄧為什麼要批評牧夫這篇文章？現在看來，比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層，尤其是鄧小平這號人，完全了解中共內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開地揭露其要害。具體說我的文章令老鄧不安之處，不在於估算了大躍進餓死人的數字大小（我的估算明顯偏低），而在於確鑿地指出餓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們維持多年的謊言，將餓死這麼多人的罪責完全歸結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於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