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遠洋捕撈談耽美小說:誰的情色,誰的秩序?

2025-07-16 | 來源: RFI 華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法廣編輯部：近年中國網絡文學中出現的所謂耽美小說近期成為警方追查懲戒的目標。法新社7月16日發自北京的報道指出，幾個月來，已經有數十名主要在台灣(专题)的海棠文學城網站發表文章的作者講述了自己被警方傳訊的經歷。在中國警方眼中，這些主要呈現男男相戀的唯美情愛故事的作品涉嫌傳播所謂“低俗“內容，但這種文學的支持者則將耽美小說視作性少數人群以及女性主義者難得的表達平台。本台轉載非盈利獨立媒體《低音》網站的文章：“從遠洋捕撈案談耽美小說的罪與罰：誰的情色，誰的秩序？”，希望有助於讀者理解何為耽美文學、為何遭遇打壓、反映怎樣的社會現實。

2024年開始，中國多地公安機關相繼以“傳播淫穢作品”為由逮捕多位網絡文學平台海棠小說的作者，今年3月底，甘肅蘭州警方大規模跨省傳喚抓捕海棠作者。據多方消息，這輪行動波及數百人，涉事者中包括在校大學生與初入職場的年輕女性，許多人並未通過寫作獲得可觀收入，甚至有作者提現金額為零。《低音》

此次事件被廣泛視為2024年安徽績溪警方“遠洋捕撈”行動的延續。當年，50多位耽美與情色文作者因在台灣注冊的海棠文學城上發布成人小說而被跨省抓捕，並迅速定罪量刑。時隔一年，相似的手段再次啟動，但執法標准顯著收緊——涉案作者多為“小透明”，其獲利金額大多在數百至數千元之間，有些甚至僅收過虛擬打賞或從未提現。這一趨勢表明，耽美寫作者遭遇的刑責門檻正在持續下降，創作自由空間也被進一步壓縮。

海棠文學城自2015年創立以來，因內容尺度寬松、聚焦女性情欲幻想，逐漸成為大陸女性寫作者與讀者的“灰色飛地”。平台上耽美作品尤為熱門，作者與讀者幾乎均為女性，彼此之間形成高度互動與情感認同。然而，在“清朗”治理的大背景下，這片網絡空間正在被政法系統高壓清理，一整套“去情色化”的治理機制，正以驚人的效率迅速入侵創作與閱讀的私人領域。

這次抓捕不僅再次將耽美文學置於輿論風暴中心，也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一個日益壯大的女性創作共同體，究竟觸碰了怎樣的政治邊界？什麼樣的幻想，在當下的中國，已不再被允許存在？

耽美不僅僅是色情

耽美（Boys’ Love, 簡稱BL）最早源自日本(专题)女性漫畫文化，其本質並非現實主義的同性戀文學，而是一種面向女性讀者的幻想敘事。它通過描繪男性之間的情感糾葛與身體親密，構建出一種脫離現實性別秩序的想象空間，讓創作者與讀者得以重新思考“情感”“關系”與“親密”的可能性。

耽美的核心吸引力，不僅僅是性，更是通過“TA者”——虛構的男性角色——折射出女性自我情欲、傷痛與理想關系的重構。在這個空間中，女性無需被傳統的性別角色框限，也不必承擔現實親密關系中的壓迫與期待。正如BBC報道中的中國耽美作者朝暮所言，耽美創作是她“安放精神的方式，是掀起某個世界的一角去窺探她所愛角色生活的方式”。

在志願者搜集的被捕海棠作者自述中，一位化名為“139”的作者寫道：“我在小說裡為自己捏造了一個幸福的家庭，一個我現實生活中不曾擁有過的幸福家庭。或許，那個世界的我才是真實的我。”作者冰冰棒棒自述：“我的過去並不美好，我受過性侵，被孤立過，抑郁過，後來我學會了寫文，學會在那個世界為自己繼續捏造美好的人生，哄自己繼續活”，匿名作者134：“我之所以喜歡二次元喜歡寫小說，就是因為那個世界完全是我創造的，它是我喜歡的我想要的那種世界，現實太殘酷了，現實對我來說太可怕”。這清晰地揭示了耽美寫作中情感自療的維度，也表明這種創作並非簡單的“色情輸出”，而是一種幻想療愈與身份再創造的過程。

盡管性描寫並非耽美小說的全部，但它無疑是其中無法回避的核心維度。耽美小說中的“性”並不僅是對肉體快感的描繪，而是一種對身體、親密關系與身份欲望的深層探索，身體擺脫了現實中的規訓與標簽，成為表達情感、重塑認同、修補創傷的媒介。這種寫作並非簡單的情色消費，而是一種“欲望的書寫”，尤其是那些在現實中無法被合法命名、無法獲得社會承認的欲望與身份。

在這一意義上，耽美中的性描寫具有顛覆性：它挑戰了將性歸於“男性主導”“生殖功能”或“倫理框架”的父權敘事，為邊緣身份者提供了一種重構親密關系與主體認同的可能性。中國性研究學者李銀河多次指出：“耽美是女性的性別表達空間，是一種挑戰父權制的文化實踐。” 文學研究者林丹婭也在《耽美小說：女性的身體書寫與性別政治》（2012）中強調，耽美小說中的性描寫往往是情感高潮的轉折點，是兩位主角建立深度情感關系的關鍵時刻，“性不是終點，而是心理信任與情感共鳴的必經階段”。日本學者永久保裕子（Yuiko Nagakubo）則在關於BL漫畫“觸覺空間”的研究中指出，BL作品中的身體接觸，尤其是性行為，並非展現支配或快感的工具，而是象征“被理解”“被深情注視”的時刻——也就是說，這種性行為不是暴力或消費性的，而是具有人際深度與感情重量的。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主流文學中對性的再現方式。無論是以男性快感為中心的“陽剛敘事”，還是以生育為終點的“功能性描寫”，都未能提供耽美中這種復雜且細膩的情感—身體—身份聯結。在某種意義上，耽美小說中對“Ta者身體”的書寫，正是作者在表達自我渴望、重塑情感歸屬與身份認同的過程。

這一類“身體寫作”（body writing / writing of desire）在文學史中並不罕見：無論是法國的薩德、日本的谷崎潤一郎，還是中國當代女性作家余秀華、陳染，作品中都出現過帶有肉體細節的敘述，這是挑戰規范、掙脫道德與身份規訓的表達自由。體制內作家如莫言，其作品中同樣存在大量露骨甚至暴力的性描寫（如亂倫、性侵等題材），但因其創作者擁有國家認證、出版資質與評論體系的加持，這些書寫被賦予“身體政治”“文學象征”“民族心理”的合法性。

而，耽美小說的性寫作卻往往被執法者與主流輿論一刀切地等同於“淫穢”，無視了其中豐富的情感維度與社會意義。這一點，正是耽美寫作最容易被誤讀、被打壓的地方，也是在這次事件中最大爭議之處，有些網友會覺得“早該清理了”，官方批評耽美小說“宣揚不健康性別觀念”“妨害未成年人成長”。

誠然，無論在歐美還是日本，含有色情內容的寫作，尤其是女性和酷兒的身體欲望式寫作，文學和文化上地位同樣很低，但是在學術與出版體系中有承認空間，幾乎不涉及法律問題。

為何是海棠出事？

中國現行法律中對“淫穢作品”的定義極為模糊，缺乏統一透明的標准。其執行的重點，往往不依賴文本內容本身的“尺度”，而取決於：平台是否具備合法出版資質、是否設有內容審查機制、是否服從監管，以及作品是否納入國家認可的審查與盈利系統。這種模糊性為國家審查機制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間，從而構成了事實上的“執法雙軌制”：主流平台享有“預防性豁免”，邊緣平台則面臨突擊式打壓。

政治哲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在《從結構調整到公眾領域》中指出，主流公共領域的邏輯是排除性的——它規范誰有資格發表意見、以什麼形式發言、哪些議題能進入政治可視空間。因此，諸如耽美創作者、同人圈寫手等非主流社群，往往只能另辟蹊徑，建立屬於自己的「替代公共領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在邊緣化空間中發聲與共鳴。這些「圈內」書寫本質上是對主流性別制度的微型抵抗，但也因此處於危險地帶：一旦被國家權力或平台審查機制窺見，便被重新編碼為非法、淫穢、危險。

主流“男頻”平台（如閱文系的起點中文網）曾刊載大量性描寫內容，如都市爽文中的強制性愛、官場小說中的“潛規則”描寫、甚至對女性身體的物化與暴力情節，因其平台具備正規出版資質、配有“行業自律”編輯機制、能與監管達成默契，在“內容調整”“自查鎖文”之後得以繼續運營。即便踩線，也可通過內部刪改機制“合法化”其色情內容。

許多耽美寫作者原本依附於晉江等主流平台。自2014年起，晉江將其“耽美頻道”更名為“純愛”，以標示“無露骨性愛內容”的男同性戀題材。耽美圈中流傳著一句話：“晉江禁止描寫頸部以下。”在這種語義審查的高壓之下，頭部作者往往選擇遵守平台規范，以換取市場化紅利；而一批更強調身體感與情欲表達的作者，則轉向海棠等邊緣平台，以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而主流平台上的作者，即使含少量色情內容，也常常能通過平台自律機制避免觸法。”這一轉向並非僅僅為了書寫“色情”。匿名作者141曾在一篇自述中寫道，她幾乎不寫成人向內容，她離開晉江，是因為“每次更新前都要使用敏感詞替換器”，一個詞常常被拆解得“千奇百怪”，“口口口’成了互聯網上用來互相嘲諷的梗。她最終選擇前往海棠，並坦言：“我不能再忍受把我的文改成工業糖精，或者符合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正派作品了。我必須有一個自由的地方。

與主流平台相比，海棠等平台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制度縫隙中的抵抗：它們采用境外服務器與支付系統，規避國內出版審查機制；平台盈利依賴會員訂閱，用戶多為女性與酷兒，創作者多為個體寫手，沒有編輯部、內容審核鏈，也缺乏與官方接軌的行業話語。這種去中心化、去資質化的平台結構，直接繞開了國家對網絡出版、金流與意識形態的權力控制，也挑戰了國家對網絡出版、文化產業與金流監管的權力控制。

然而，這種自由也意味著風險。作者在海棠上發表的作品，極易因“涉黃”或“非法出版”被定罪警方以“非法出版”“傳播淫穢物品”為由直接介入，甚至以刑事罪名處理海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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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耽美寫作者的表達路徑被迫結構性地分裂：一方面，頭部作者依附於平台規訓，靠“清水”“去性化”的敘事獲得出版與商業化機會；另一方面，想保留真實情欲表達的中小作者，則不得不遷移至海棠類邊緣平台，冒著“違法”甚至“入獄”的風險維持創作。這種“結構性逼退”體現了國家對於文化表達權與身體欲望管理的極端不平等：不是每一個“性表達”都違法，而是某些挑戰主流性別話語的表達被制度性地定義為“危險”“不可說”。海棠作為女性、酷兒與草根創作者的幻想避難所，構成了權力治理視野中的“灰色地帶”。國家對其的整肅，既是審查邏輯的延續，也是對性別表達秩序的強行規訓。在審查者眼中，這種書寫不只是“露骨”，更是“錯誤價值觀”、“誘導同性戀”的來源。而海棠無法以“文學性”“現實主義”進行自我保護，使其內容天然暴露在打壓之下。

誰被抓？

在最近的海棠事件中，被追責的寫作者多為非職業創作者，常活躍於女性或酷兒社群中，創作動機主要出於興趣、自我表達與情感聯結，而非營利目的。她們和讀者在平台規則與市場邏輯之外，依靠情感認同構成了網絡關系。例如，讀者會親切地稱呼作者為“太太”，並將閱讀與打賞行為稱為“產糧”“投喂”，與當下許多商業文學平台上常見的對作者“逼更”“罵作者”等激烈消費行為截然不同。

柏蘭特將這類創作視為“貧窮性實踐”（practices of poor affect）——它們可能無法轉化為資本，卻能在非理性、非主流的文化空間中提供意義。即便在法律層面上，這些作品可能被視為“無價值”，但對身處其中的女性與酷兒作者而言，它們卻是一種“讓生活繼續成為可能的方式”（a livable life）。

這些作者自身也常處於社會結構中的弱勢位置。她們多來自原生家庭關系薄弱、經濟困頓的背景。匿名作者141寫道：“這些作者都是家境困難也不曾工作的女孩們，有的在讀本科，有的在讀大專，有的在讀研究生，有的在還債，有的家人生了重病，有的年紀輕輕就要靠寫文養活自己和妹妹。”匿名作者138稱：“因為想要把我本科也退學，當天就被學校通知了家長，我媽一輩子沒坐過飛機當天第一次坐，是來學校接我，我當時特別愧疚吧。最後保住了本科，研究生被退，然後被趕回家”。學校直接在定論之前直接放棄這個女學生。

即便如此，司法系統仍未對這些弱勢處境給予充分考慮。律師金宏偉指出（原文已刪，此處鏈接到備份頁面），司法政策應充分探索“輕罪的去刑化處理”或“輕罪前科消除”機制。他認為，大多數涉案作者並非“首惡元凶”，應優先考慮“能夠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輕刑乃至不予刑罰的處理方式。

2025年5月，多位微博用戶披露親身被抓的經歷。據三聯周刊報道（原文已刪，此處鏈接到備份頁面），設定文章付費的作者基本是高校學生，有幾百到兩萬元左右的提現。另外兩位有工作，有穩定收入的作者，要麼沒提現過，要麼幹脆是免費寫文。一位985高校女學生，僅因獲得幾千元稿費而被取消研究生錄取資格，她回憶說：“寫作只是想攢錢去看川西的雪山，沒想到結果卻是一紙退學通知。”微博用戶“似錦的似錦”坦言，自己寫作僅獲四千余元稿費，如今這些收入卻成為定罪證據：“我真想不到，靠文字維生竟然走到這一步。”一些被抓捕的作者在事後自述，她們甚至並未從寫作中獲利。甚至有作者說，自己在海棠平台上收獲的“海棠幣”並未提現，而是用於打賞其它作者。但這種以興趣與情感驅動的寫作，卻在執法中被視為“盈利性傳播”。

然而，正是這種去中心化、非商業化的生態，使寫作者完全暴露於監管風險中——無平台保護、無法律培訓、無版權意識、無可依賴的行業組織。她們缺乏法律意識、行業組織支援，甚至連聘請律師都覺得羞恥（據海外聲援小組的人透露，很多人連律師都不敢找，認為被請“喝茶”已經是一件特別恥辱的事情）。

自2024年起，已有超過50名作者被捕。頭部寫手“雲間”盡管積極退還從海棠獲得的利潤，仍被判處 4 年 6 個月監禁，另一位作者“一蟹”，因為涉案金額在25萬元以下，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五個月，緩刑兩年；而其他無力償還收入的作者則面臨更長的刑期。

抓捕事件初期，作為內容分發的平台，海棠並未對作者們進行任何法律風險提醒。根據《水瓶紀元》的報道，一些作者最初察覺到危險，想要刪文，但是被編輯以“讀者會不高興”而拒絕。打擊行動的消息傳開後，一些作者通過電子郵件聯系海棠編輯，核實所報道的逮捕事件的真實性，但編輯團隊拒絕透露任何信息。因此，一些作者因為信任編輯，或者抱著虛假的安全感，選擇解鎖作品，繼續更新。

2024年7月下旬，有針對海棠網作者的第二波抓捕行動。被捕作者筏雨在最初的打壓下仍堅持更新作品，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從當地派出所取保候審後，她在微博上警告其她海棠作者：“我之前的自信，最終只讓我背上手銬，背負著沉重的債務”，並懇求道：“不要重蹈覆轍！請立即注銷你們的賬號！”隨著逮捕消息的傳播，越來越多的作者緊急向海棠平台發送電子郵件，要求永久刪除其作品並停用其賬號。海棠平台在處理賬號停用事宜的同時，卻同時解鎖並在暢銷書榜上推廣部分作者的作品。讀者和作者都對海棠平台的行為表示憤慨，指責平台不負責任，危及平台貢獻者的安全。許多作者試圖聯系海棠平台尋求澄清，但未得到回應。

她們的弱勢是結構性的。當主流出版渠道長期拒絕接納耽美作品，耽美寫作只能在一個又一個邊緣平台上尋找“安全表達空間”，從早期的貼吧、晉江、LOFTER，到後來的豆瓣小組、QQ群，再到如今的海棠、推文號與匿名文件分享。許多作者轉向海棠，是因為這個平台相對隱蔽、門檻較高，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避免算法審查、流量曝光與舉報機制。平台的“灰色性”恰恰折射出寫作者表達權利的缺席：她們從未被允許在“合法”的體制中生存。

但這些“安全空間”也極其不穩定。一旦輿論風向或政策收緊，即便是最邊緣的地下平台，也可能成為執法的重點打擊對象。寫作者與讀者再度被迫流亡它處。這種不斷的遷徙與自我審查，形成一種情感上的疲憊與恐懼，也造就了耽美社區內部日益收緊的表達倫理——尺度自限、隱藏鏈接、設立密碼門檻，甚至相互提醒“不要寫得太露骨”。

這同樣是她們在用微妙的方式求生。從貼吧到晉江，從豆瓣到海棠，從私密群聊到郵件訂閱，這些遷徙路線本身就構成一張地下文化地圖，見證著一個文學社群如何在不被承認的狀態下堅持寫作。

但我們也必須清楚地指出：每一次遷徙都是一次創傷，每一位被犧牲的作者，都是代價高昂的“代價性他者”。如果沒有制度性的改變，沒有對女性與酷兒表達的正面承認，那麼耽美寫作的每一次“回潮”，都可能以新的“收網”收場。

耽美市場的雙重現實

耽美在現實呈現出一種令人錯愕的雙重景象：一邊是數十位非職業女性寫作者因情色內容被追責，甚至鋃鐺入獄；一邊是耽美小說改編的影視劇在主流平台上屢屢爆火，收割流量和利潤。事實上，耽美不僅為平台帶來巨額流量，也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演藝與聲優產業鏈。許多男演員、配音演員因出演耽美角色而一舉成名，接下廣告代言、綜藝通告，成為粉圈追逐的焦點。在耽改劇無法明說“愛”的背景下，男演員之間的“售後”互動、“營業”表演，甚至聲優在廣播劇中的“喘息”演技，都成為女性觀眾消費情欲幻想的替代形式。某種意義上，這種幻想生態，養活了大量從業男性，卻讓最初構建這一世界的女性寫作者淪為“非法”與“犯罪”的主體。這是一種極具諷刺意味的現實——女性幻想被商業收割，女性創作者卻被體制放逐，不僅如此，為了過審安排的女角色還要被觀眾罵搶戲。

這一現象揭示出，女性對另類情欲與親密關系的想象，不僅真實存在，且構成了一個高度活躍的市場。但與此同時，這種情感幻想空間卻在政治規訓中被持續壓縮。從《上癮》原著中的露骨情欲，到《陳情令》《魔道祖師》的“兄弟情”包裝，再到《默讀》的“清水文”轉向及其平台下架，耽美作品正被一步步去性化、去情欲化，最終被“主旋律”敘事所收編。劇中主角的關系被塑造成“戰友情”“革命友誼”，身體接觸被嚴格限制，親密表達只能依靠眼神和剪輯暗示。

創作者與觀眾在禁忌與暗示之間，建立起一種默契的次文化解碼系統：劇中不能親吻、不能說愛，卻能通過眼神、燈光、對白與鏡頭語言暗示情感聯結。觀眾以“磕糖”的名義，在想象中重構被壓抑的愛欲。這種禁忌下的情感釋放，恰恰凸顯出對女性／酷兒觀眾幻想空間的高度壓抑——愛欲不能被直說，只能被假裝成“主旋律”。

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結構性的張力：一方面，市場持續驗證女性／酷兒觀眾對情欲幻想的深度參與；另一方面，這種幻想空間卻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規訓下愈發被技術性馴服。色情在此不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成為國家治理中精確部署的一項意識形態技術——誰能愛、如何愛、愛能否被說出口，成為權力控制的關鍵議題。

這種“不能說的愛”恰恰說明，耽美幻想空間所觸及的，並非簡單的道德爭議，而是國家意識形態的治理邊界。在“去情色”的名義下，酷兒表達被視為潛在的“越界”，女性的情感需求也被技術性地閹割和馴服。從LGBTQ組織被取締、上海彩虹節的取消，到耽改劇一再受限，這一系列事件勾勒出一個不斷收縮的酷兒公共空間。

我們應該意識到，耽美不是罪，但它所觸及的主體——無收入的女性、無權的平台使用者、酷兒的幻想書寫者——都處在法律、文化與市場交錯的懸崖邊緣。這些人不被市場認可，也不被法理保障；她們被視為沒有意義的說話者。這場風暴之所以殘酷，不是因為它打擊了什麼真正的“非法色情”，而是國家如何利用“色情”的話語來壓制不被認可的身體書寫與幻想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