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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永信惹麻煩: 釋永信海外發聲 中共統戰崩塌與佛教信仰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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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官方通報,罪名包括挪用寺院資產、嚴重違反佛教戒律、長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並育有私生子。次日,中國佛教協會迅速注銷其戒牒,稱其行為“嚴重敗壞佛教界聲譽,損害出家人形象”。這一事件不僅因釋永信“副廳級幹部”身份引發國內熱議,更因其海外團隊在X平台上的激烈發聲掀起國際關注。時評人杜文認為,中共通過釋永信將佛教改造為政治工具,意在毀滅其信仰根基;江峰則指出,釋永信的倒台標志著中共統戰系統的崩塌,其獨立於體制的商業網絡觸碰了政治紅線。兩位時評人分析了釋永信事件背後佛教信仰的危機與統戰體系的失控,揭示中國宗教在政治與商業夾縫中的困境。


釋永信的“副廳級”身份與統戰操控

杜文在《內部視角看中國》中指出,釋永信不僅是少林寺方丈,更是一位“副廳級幹部”,身兼第九至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河南省佛教協會會長及登封市政協副主席等要職。他強調,釋永信的上位並非“佛祖顯靈”,而是中共統戰系統“精心栽培”的結果。杜文引用中共黨章,指出宗教人士需“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道德上能服眾”,而釋永信正是這一標准的“優秀代表”。其政治忠誠使其成為控制宗教、消滅佛教獨立性的工具。杜文進一步揭示,中共通過行政化手段將僧人變為“黨的幹部”,讓寺廟失去神聖性。釋永信的丑聞被長期庇護,正是因為其“政治上聽話”,為中共統治服務。


江峰則在自媒體節中表示,釋永信的倒台標志著“中共統戰系統的全面垮塌”。他指出,釋永信並非傳統僧人,而是“披著袈裟的職業管理人”。1987年和1988年,釋永信兩次被少林寺長老以“違戒敗德”為由開除,卻因體制扶持逆襲成為方丈。這種“官僧一體”模式表明,中共利用宗教領袖服務政治,而釋永信的被查反映其政治價值耗盡。江峰強調,釋永信的“金身”依賴於政治靠山,當其觸碰政治紅線,統戰體系因其獨立性而失控,迅速將其拋棄。

一位推友稱釋永信為“披著袈裟的太監”,將少林寺比作“權貴的提款機”,諷刺其宗教外衣掩蓋的政治本質。另一位網民認為,釋永信被查可能與其政治靠山在中南海內斗中失勢有關,暴露了統戰政策將宗教工具化的本質。

少林寺的商業帝國與佛教信仰的侵蝕

杜文尖銳批評釋永信將少林寺從清修之地變為“印鈔機”,摧毀佛教信仰的純粹性。自1987年接管少林寺事務以來,釋永信推動成立少林寺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注冊700多個商標,涵蓋功夫、素餅、禪服、禪藝枕頭等,打造了一個橫跨文化、旅游、養生領域的商業帝國。據統計,2006年少林寺門票收入突破1億元,2010至2020年IP授權收入超過2億元,海外分寺年收入達1000萬英鎊。杜文指出,高價香火(一柱香高達6000元)、導游與僧人分成的潛規則以及假僧人招搖撞騙的現象,讓信眾的修行淪為斂財工具。他認為,這種“宗教搭台,經濟唱戲”的模式是中共有意縱容的結果,旨在讓佛教失去靈魂,淪為政治與經濟的附庸。

江峰進一步揭示了少林寺的全球化商業網絡不僅是斂財工具,更是統戰體系的一部分。他提到,少林寺在全球300多個城市設立文化中心、武館和禪修課程,表面是文化交流,實則形成“宗教型去中心化資本模型”。這些機構采用非盈利外殼,卻擁有自主收費、資產配置功能,難以統一審計。江峰舉例,少林寺在鄭州投資4.5億元建設商業綜合體,在澳大利亞斥資近3億美元建造包含五星酒店和高爾夫球場的“少林村”。這些項目不僅帶來現金流,還形成了獨立於中共管控的體系,威脅了統戰體系的控制力。江峰認為,釋永信的商業帝國因過於獨立,成為清算目標。

一位推友感歎:“金箔之下,可有禪心?”他質疑少林寺的商業化讓信眾的功德“打了水漂”,佛教的莊嚴被銅臭侵蝕。另一位網民指出,釋永信雖將少林寺打造為全球品牌,其“商僧”形象卻讓佛教信仰根基崩塌,信眾的虔誠被商業化綁架。

2015年舉報風波與政治庇護

2015年,釋正義實名舉報釋永信擁有雙重戶籍、包養情婦、育有私生子並貪污寺廟資金,引發全國輿論風暴。杜文提到,盡管《環球時報》等官媒罕見報道此事,稱其為“和尚版貪腐雙料丑聞”,但調查最終以“證據不足”不了了之,釋永信繼續穩坐方丈之位。他認為,中共情報系統對其丑聞了如指掌,卻選擇庇護,因為釋永信“政治上聽話”,是統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棋子。杜文透露,統戰系統內部人士曾表示,宗教場所負責人“不幹淨”反而更容易被控制,釋永信的丑聞正是其被體制掌控的“把柄”。

江峰補充道,2015年正值中共推動“文化走出去”戰略,釋永信作為“能跑能賺錢”的招牌,其丑聞被刻意淡化以維護統戰體系的形象。他提到,黨媒甚至搬出金庸小說,暗示查釋永信會導致“國家動蕩”,足見其政治保護傘之強大。江峰分析,2015年的庇護源於釋永信的政治價值,而2025年的被查則因其價值耗盡,統戰體系不再需要他。



一位推友認為,2015年的保護傘源於釋永信對中共外交政策的貢獻,2025年的被查則因“朝廷缺錢”或政治風向轉變。另一位網民痛斥釋永信將香火錢據為己有,稱其行為讓信眾的功德化為烏有,佛教信仰蒙羞。

梵蒂岡事件:統戰崩塌的導火索


江峰特別指出,釋永信被查的直接導火索是2025年2月未經中共正式授權私自訪問梵蒂岡,與教宗方濟各會面並合影。他認為,這一行為觸碰了中共外交底線,尤其是梵蒂岡作為承認台灣的唯一歐洲主權國家,釋永信的舉動被解讀為“擅自開展准外交行為”,破壞了中共的統戰布局。江峰分析,釋永信試圖通過接觸國際宗教領袖獲取政治安全,以對抗國內對其資產的清算壓力。然而,新教宗普雷沃斯特(美國籍,反共傾向明顯)的上台使這一舉動撞上敏感時間點。普雷沃斯特曾在秘魯傳教時遭遇共產主義游擊隊的迫害,其反共立場讓中共迅速切割釋永信。江峰提到,釋永信回國後即被限制出境,5月宗教局和統戰部進駐少林寺,7月25日被帶走,27日被通報,28日戒牒被注銷,流程之快顯示中共對其政治越界的零容忍。

杜文雖未直接提及梵蒂岡事件,但強調釋永信長期屹立不倒靠的是“共產黨的放縱和庇護”。他認為,中共對宗教領袖的控制旨在讓其服務於政治,而釋永信的倒台是其政治價值耗盡的結果。結合江峰的分析,釋永信的梵蒂岡之行不僅是道德敗壞的延續,更是統戰體系對其失控的清算。一位推友推測,釋永信的靠山可能因中南海內斗失勢,其梵蒂岡之行成為“權力糾偏”的導火索。另一位網民認為,釋永信試圖以宗教領袖身份自保,卻低估了中共對統戰體系的絕對控制。

統戰系統崩塌與宗教資產清算

江峰認為,釋永信事件標志著“一張統戰網的崩潰”。他指出,少林寺的全球化網絡本是中共“一帶一路”文化輸出的先鋒,2016年習近平在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宗教要服務國家戰略,少林寺成為文化外交的重要載體。然而,其獨立財務來源和海外影響力讓中共感到失控。江峰提到,2025年經濟下行與地方債務危機使寺廟的香火錢成為政府覬覦的對象。上海靜安寺被曝“上繳48億元香火錢”,顯示政府對宗教資產的掠奪已公開化。釋永信的少林體系因過於獨立、靈活,擁有難以審計的海外資產通道,成為清算目標。江峰預測,少林寺的品牌、商標和海外機構將面臨國有化,標志著統戰體系對宗教資產的全面接管。

杜文同樣指出,中共通過行政化手段將宗教領袖變為“黨的幹部”,讓寺廟失去神聖性。他警告,若選拔機制不變,“第二個、第三個釋永信”將層出不窮。杜文認為,中共表面恢復宗教活動,實則通過控制與改造讓佛教失去靈魂,淪為“庸俗的社交和營利場所”。他提到,地方政府將古刹圈入旅游景區,商人承包寺廟,高價香火、功德券等手段誘導信眾捐錢,信仰被金錢綁架。杜文強調,這種模式是中共有意為之,旨在毀滅佛教的公信力與道德感召力。


一位推友評論,釋永信被查暴露了宗教被政治化與商業化的矛盾,亟需系統性改革。另一位網民指出,少林寺的商業化讓信眾的虔誠成為“待宰的羔羊”,宗教的超脫與神聖蕩然無存。

社會影響與未來反思

釋永信事件不僅是個人丑聞,更是對中共宗教政策與統戰體系的深刻反思。杜文認為,少林寺的商業化與官僚化是中共宗教政策失敗的縮影,佛教的莊嚴被權力與金錢侵蝕,信眾期待的向善明燈被銅臭遮蔽。他指出,中共通過“官僧”模式讓宗教領袖熱衷於搞人脈、追逐地位,而非清修,佛教的戒律與精神被拋諸腦後。杜文警告,若不改革選拔機制,佛教信仰將繼續被體制化侵蝕,信眾的信任將徹底瓦解。

江峰進一步指出,釋永信的倒台標志著統戰網絡的斷裂,海外宗教資產可能成為“反咬中共”的政治跳板。他提到,釋永信的海外團隊在X平台控訴中共打壓宗教自由,顯示其體系已具備反向輸出的潛力。江峰預測,中共將通過清算少林寺的品牌、商標和海外機構,重新掌控宗教資產,防止其成為外部勢力揭露中共內幕的工具。他認為,釋永信的倒台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中共文化輸出的戰略失控,反映了政權在全球布局中的脆弱性。

網民的討論深化了這一觀點。一位推友呼吁保護信仰的純粹性,建議寺廟回歸清修本質,避免商業化侵蝕。另一位網民強調,宗教改革需從根源入手,打破“官僧”模式,恢復佛教的獨立性與神聖性。還有網民指出,釋永信事件讓信眾對宗教的敬畏心逐漸瓦解,社會需要重新審視宗教與權力的關系。

少林寺的商業帝國到釋永信的政治越界,這場風波揭示了佛教在中共體制下的扭曲與危機。杜文認為,中共利用釋永信將佛教改造為政治工具,毀滅其信仰根基;江峰則指出,釋永信的倒台標志著統戰系統的崩塌,其獨立商業網絡威脅了中共的控制力。兩位時評人的分析共同指向一個真相:釋永信的悲劇不僅是個人道德的崩塌,更是佛教信仰與統戰體系雙重危機的縮影。正如江峰所言:“他輸在不再是我們的人。”這場事件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中國宗教在政治與商業夾縫中的困境。未來,佛教界能否重拾清淨,社會能否重建對信仰的敬畏,仍需時間檢驗。願這場風波成為契機,讓宗教回歸本真,不再被權謀與銅臭玷污。





副廳級幹部、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和情婦合影(左圖)、以及獲教宗方濟各接見(看中國合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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