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卖掉了他们唯一的房子

跟曹玫的果断不同，大福把房子挂出去时，还存有一丝侥幸。她乐观预计房子的成交周期可能在半年以上，足以等来生活的转机。

2024年1月，已入职2年半的大福，被老板告知公司业务亏损，无法养活团队。同年6月，她接受单休、降薪，入职了另一家公司，又在转正前8天，公司再度毁约。

情况比她想象的更难。几个月内，大福在招聘软件上给四五百家公司投过简历，最终进入面试的只有20家。大福32岁，原本就有备孕打算的她，总会被hr问到：“你这两年有没有考虑生小孩？”

那时，丈夫工作日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十一点才回到家，周六都会主动到公司加班，为了多赚一天的双倍工资。丈夫的同事替他叫屈：“你这个老婆什么都帮不了你。”

即使他能继续坚持，也不太可能有这个机会。作为程序员的丈夫已经35岁了，合同还剩有几个月到期，而早就张罗着纳新的公司，基本不会再和他续约。

房子挂出去后，为了保证有人看房，中介告诉大福，得在2021年买入的基础上再降几十万。她想再加5万也不行，“那样连看的客人都没有”。大福照做，结果第二天，就有买家来看房，第四天，房子以300万的价格卖出，一切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大福计算过，加上装修费、增值税、中介费，以及房贷还的利息，这个高位买房的家庭总亏损超过100万。

在三个卖房的故事，林清是经济压力最小的，也最不被理解的那个。林清42岁，单身未育。决定卖房时，他手上还有一笔能支撑五六年房贷的储蓄。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时，还有人质疑他：“就一套房，还非要趁着这个时候卖，你又不是急等用钱，也不置换，你这编得能不能更离谱！”

过去，林清在北京一家头部房企的开发板块工作。疫情之后，房地产行业震动，林清在2023年1月不得不离开。他想过转行，但年过四十，这条出路也艰难。

2024年3月，林清的父亲患病离世。这两年来，他身边也有同龄人，因心梗类疾病意外离世。人到中年，林清才发现，人生其实很短很无常，“离开这个世界，啥都带不走，包括你省吃俭用、咬牙还贷30年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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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这套在北京郊区的三居室，他一个人住。书房、次卧、厨房，家里光房间门就有五扇，他习惯关上三个门，好让房子看起来没有那么空旷。

林清不想为了保住这套房，开滴滴、送外卖，什么工作都得去干。当初，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回甘肃老家找稳定工作的想法，在北京一待就是18年，为的就是从事自己适合并且喜欢的工作。

2024年5月，林清挂出了房子，价格比同小区同户型低了20万，并在42天后迅速成交。林清是幸运的。房子是2015年买的，卖出价比原来高了一倍。

安顿

卖完房子仅仅几天，林清拿到了一个天津的工作机会。这像是个启示性的巧合——只有真正抛下房子的包袱时，新的可能性才会浮现。

林清在公司附近租下一套36平米的市区老破小。房子墙面斑驳，门窗老旧。但朝南有个大阳台，从早到晚洒满阳光。从110平切换到36平，他发现，其实一个人住一居室刚刚好。曾经9000多元的月供，变成了1700元的房租，也不用交一年好几千块钱的物业费。天津生活成本低，存款产生的利息，就能覆盖林清的最基本的开销。

住在市中心，去哪儿都方便。爱好摄影的林清，周末就带着相机，流连于不同的公园、景点、咖啡馆、书店和餐厅。去年，林清读过一本叫做《东京八平米》的书，作者在东京租了一间仅有8平米的房间，把生活延伸到城市的街头和空间——去洗衣房洗衣服、去健身房泡澡、在咖啡店办公。在房子上剩下来的钱，可以到处旅游、看展。这种不为房子所累的生活方式，让林清很有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