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科院校「升格」潮:變形的競爭與被卷入的他們

2025-08-05 | 來源: 極晝stor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社交媒體上，大專院校曾是職場人士想要轉換賽道、實現“Work-life Balance”狀態的避風港。這條路徑因其穩定、悠閒而顯得相當誘人：公辦專科有編制，每年有固定的寒暑假，進入的門檻也不高。

但圍城內的從業者們很快更新了故事的另一面：疫情之後，專科院校無論是輔導員、行政還是專任教師，所面臨的壓力與任務成倍增加。加上近幾年，專科院校開始了“院校層次升級”，有學校為了達到具有碩士及以上學位教師相關占比，對非編制人員進行裁員。

當專科院校之間形成以“升格”為名的競爭，老師們被迫裹挾其中。曾經明晰的退路變得霧蒙蒙一片，他們不知道盡頭是什麼。

直到現在，回想起被解聘的場景，陳冰還是覺得相當荒誕——作為學校組織部的行政人員，那份決定她職業命運的“加密文件”，還是她親手拿回部門找領導批簽的。

誰知兩個月後，2024年8月，她自己也成了那份“三年行動方案”的執行對象。政策解讀會上，這所全日制大專的領導告訴他們，方案要求三年內逐步優化單位編制外人員。研究生學歷的老師可以留下，本科學歷的，有一個折衷方案，“讓我們去參加職業技能大賽，拿到前6名，可以考慮給我們設崗招考。但是我後來也去試了，也拿到了（名次），最後還是沒有進編。”

那次會議涉及到幾十個人，都是同工同酬的員工。最後，本科學歷的老師都沒能留下。被通知解聘後的幾個月，陳冰簽署了解聘通知，領取了補償金，去年12月中旬正式離職。將離校手續單蓋滿章，上交工牌後，她還給待了三年的辦公室拍了段視頻留念。

陳冰很恍惚，也有許多無法解開的疑惑。

“當時進來的時候跟我們說，同工同酬跟在編的沒有什麼差距。”陳冰說，她在職的三年裡，無論在職稱晉升、調整社保基數還是逢年過節發東西方面，和在編員工都是一樣的。學校也有許多安穩退休的同工同酬老職工，正常領取退休金。她原本以為自己也會沿著這樣的路徑走下去。

進入高校做行政之前，她在銀行工作過幾年，工作強度很大，一周裡幾乎只有一天可以在晚上7點下班，其他時候都得延遲到10點之後。陳冰記得加班最誇張的一天，她早上6點結束工作，9點又要准時打卡。

身體率先亮起了紅燈。她無論佩戴什麼首飾，皮膚都會過敏，去醫院檢查出免疫力低下。她決定從銀行辭職，“找一份比較輕松的工作”。和許多逃離高壓職場的打工人一樣，在篩選一番後，她也將目光聚焦在看起來穩定又輕松的公辦專科院校。2021年12月，她應聘到這家公立大專組織部的行政崗，和學校直簽了3年的勞動合同。

沒想到合同期還沒滿，就等來了解聘通知。和她同樣被解聘的有20多人，基本都在30多歲。涉及到不同分院和部門，有行政，也有專技崗。共同點之一是，學歷都只有本科。

她後知後覺，一些不穩定的信號其實早有發生，只是大家待在“溫水煮青蛙“的環境裡太久，喪失了應有的警覺。

“最簡單的一個導向是現在很多學校在合並”，陳冰說。院校合並是為了更好地“升格”：中專要升大專，大專要升職業本科，學院想“摘帽”成大學，大學想繼續建設特色學科，“永遠有方向讓你不停地往上卷”。

她所在的大專也不例外。三年中，加班的頻次是不斷增加的，“行政崗要求越來越細，喜歡拿現在的要求去補以前工作的漏洞。”

陳冰覺得他們這批本科學歷的老師成為最早出局的人，可能因為學校基於升格的考量。“在升職業本科的過程中，對師資是有考核的，要達標。”根據教育部制定的《普通本科學校設置暫行規定》，稱為學院的院校專任教師中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教師占比應不低於30%，稱為大學的專任教師中具有研究生學位的人員比例應在50%以上。

陳冰還算是其中幸運的那個——至少她是本地人，愛人的工作穩定，可以支撐小家庭正常運轉。

有些同事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動蕩：為了工作，舉家搬遷到這座城市的同事，再次面臨漂泊；在學校附近貸款買房的人被迫收入中斷；賣掉其他城市的房子，說服愛人調動工作，孩子辦理轉學手續的同事，不知該怎麼挽回損失。

如果這次失業的經歷有什麼經驗可言，陳冰說，那或許是，沒什麼地方是能供人“旱澇保收、徹底躺平”的了。

●陳冰收到的解聘通知講述者供圖

根據公開資料，陳冰所在的公辦專科為了能順利升級成職業本科，計劃與另外兩家專科院校“合並”，目前仍在推行階段。通過合並的法子實現院校“升格”，在全國范圍內有多個成功樣本。

2021年初，教育部就印發了《本科層次職業學校設置標准（試行）》的通知，從辦學規模、專業設置、師資隊伍、科研與社會服務等多個方面規定了升格職業本科所需要達到的條件。當年共有9所院校以合並轉設的方式升格職業本科。截止到2024年12月初，教育部正式批准設置了56所本科層次的職業學校。

最近幾年，申辦職業本科，已經成為專科院校發展的新方向。“升格”比拼也將專科院校裹挾進一場不斷內卷、擠壓的競賽。

最顯而易見的標准是“硬件”。如占地面積、設備、專業。一位北方城市專科院校的老師說，他們學校為了達到“升格”職業本科所要求的占地面積，開始“在犄角旮旯攢地”——之前租出去的收回來，不在乎的也算上，不再招人的小學用地申請劃歸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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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接國家和區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設置專業”，她所在的專科院校今年新開設了人工智能專業，老師和學生一樣新。

另一些標准的競爭相對模糊，但也因此更加激烈。

前專科院校輔導員申雪經歷過軟性指標“內卷”帶來的變化。她2019年本科畢業，之後留學英國。等2020年她畢業時，疫情蔓延，穩定的體制內成為身邊留學生最向往的職業。她回到家鄉，浙江一座二線城市工作，應聘到一所公立大專的輔導員崗位，如願獲得象征穩定的編制。

有限的職業經歷裡，申雪記得自己那會兒經常會被拉去充當湊數的“標本”，配合不同部門完成培訓任務。相同的急救培訓，他們重復做了4次。院校升格論證報告中，這些也可以成為“錦上添花”的一項。

學校為了創新管理模式，在相關省級評選中獲獎，安排輔導員對學生的心理問題實行“樓棟負責制”。即一位老師負責指定樓棟學生。但真正出現問題，依然需要對應學院的老師去解決。“你不得不擔任雙重工作”，申雪說。

有次凌晨，她接到所在學院同學打來的電話，有個男生疑似在江邊吃了幾十顆頭孢，喝了白酒。申雪立刻開車帶著男生的兩個好朋友去找人，她們開車到江邊，沿著江岸邊一點點找，終於發現了男生的蹤跡，把他送到醫院洗胃。

隨後，根據機制，申雪要打電話給負責該男生所在樓棟的責任輔導員跟進。她只好大半夜把對方叫醒，說明情況。

學校還規定，輔導員必須把每個月和學生的談心記錄錄入系統，數額要求也逐年上升——從一開始一個月要錄入20篇，到後來一個月錄入40～60篇。談心記錄也被納入了輔導員的KPI評定標准。

除此之外，為了在科研與社會服務層面有更多成果優勢，她所在的專科院校也會讓輔導員去參加各類競賽。包括作為指導老師，帶學生參加創新創業大賽。荒謬的是，作為輔導員，她需要跟專業老師搶學生，畢竟“任何學校都一樣，好的學生都只是那一點比例，大家都會搶那一批好學生。”申雪說，有時這樣的競爭會導致輔導員和專任教師之間關系尷尬。

在專科院校待了三年多，申雪覺得如今的高校更像是公司，“整個學校的最終目的在於完成一個KPI，得到一些產值”。大專想往上升職業本科，就需要那麼多的比賽成果，需要老師去完成這個KPI。她所在的學校為了卷指標，一開始允許研究生學歷報名的專任教師崗位，後面升級到了博士學歷，“每年的課題數量也都有要求”。

作為輔導員，她感受到的壓力是另一種——無意義、重復性事務的增多，她感到自己陷入停滯。

被裁員後，陳冰反復推演這幾年的經歷，覺得專科院校的升格競爭是一種必然。“它如果踩不上職業本科的這個浪潮的話，很可能被時代拋棄。”她說，學生越來越少，在擇校時，大家的選擇順序也根據學校層次來：普通本科、職業本科、最後才是大專。像學校這樣的差額撥款事業單位，除了財政撥款，另一部分收入來源於學生繳納的學費，如果招生層次不占優勢，這部分收入會明顯下滑。

不過，學校想升格，就需要“齒輪”加速運轉，壓力逐層下壓，最終轉移到了基層員工身上。

●插圖 IC photo

李青在北方一家高校做了三年行政，正好趕上了學校的“升格”過程。她剛入職時，學校還是專科，當時她打算在輕松的氛圍裡賺點錢，順便考博，做個過渡。

結果入職後才發現來錯了地方，“我記得當時一整個暑假都沒放假，要求隨叫隨到，相當於5+2，白加黑。”經過一年昏天黑地的加班，學校終於升格成了本科層次，調整了管理結構，原先的領導層換掉了，各種機構開始改革，新的規章制度也需要重新修訂。

但作為工作人員，他們並沒有因此受益。李青說，福利待遇沒有變好不說，反而評職稱變得更難了。因為各項標准都得對照本科院校的標准來。

事實上，內卷不只存在於期待升格的大專院校，這兩年，民辦本科的老師們也開始感受到水溫在變化。學生數量本就在減少，還要被更多升級後的職業本科分流，他們的招生壓力驟增。

和陳冰的經歷相似，許言也曾在銀行系統工作，疫情後，他們變相降薪，任務量也逐漸增加，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每個人頭上都有一些手機銀行、信用卡、保險、存款的任務，還有臨時性的，推銷ETC卡的任務也得完成，成了績效考核的一部分。

許言後來常常感到心悸，疲憊，幹脆從看似光鮮的國有銀行離開，加入了一所民辦本科做老師。最初兩年，這裡和她設想中輕松的高校生活差不多，“基本就是上課，然後教學材料整一下，沒有特別多的其他事。”她會在課堂上加入自己此前的職場經驗，享受“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的過程。

但從去年開始，民辦本科也被迫內卷了起來。他們面臨本科評估，如果不達標，會被要求整改，從而對招生產生影響。繁瑣的任務也多了很多，沒課的時候，老師會安排培訓，每個教研室也會要求教師必須參加教學競賽，以及各種課題的申報。“不是你想不去就不去的，每一個活動都特別費精力”，她說。

她的很多同事都在焦慮，是不是評估之後會變相裁員。“老師都有一個基礎課時量，如果學生變少，給你排的基礎課時量不夠，就會說你工作量不夠。”許言說，此前想“躺平”的願望幾乎已經無法實現了，她打算再次辭職，跳出高校的圍城去看看，重新探索自己的人生。“你必須結束掉這個，才會有一個新的開始。”她說。

申雪比她更早做出決定。今年春天，她從輔導員崗位上辭職，重返歐洲，目前在德國一所社會學校裡參加項目，體驗他們的社會教育如何進行。她暫時沒有明確的規劃，也許會讀博，也許會在當地先找份工作。總之，比起重復性勞動，以及虛幻的穩定，她更享受此刻，每天都有新的奇遇。

陳冰被迫離開這座圍城後，倒是更向往起穩定來。她今年32歲，作為已婚已育的中年女性，她發現自己的職業選擇越來越少。已經失業半年多，陳冰的家人很包容，沒人催她出門工作。反而是她自己更焦慮，投了30多份簡歷也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

她想提升自己的學歷，但發現收益有限，如果在國內讀研究生，畢業時已經35歲，考公受限，也接近企業招聘的年齡紅線。她甚至研究了去白俄羅斯讀“水碩”的可能，因為不確定性選擇了放棄。

這段時間，陳冰頻繁參與考公考編，她說自己目前已經進入到一家事業單位的考察環節，在等待公示。她希望這次真的能“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