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原型:15岁的他冒死留下的照片,成了"京字第一号"证据

上世纪90年代，范立洋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职业中学当政教处主任，为冲洗学校活动的照片，他认识了位于凤山西路外贸公司大楼“上海照相馆”的老板罗瑾。

大田是一个不大的县城，像罗瑾这样的外地口音不多。很少有人清楚罗瑾来历，范立洋只知道，罗瑾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

范立洋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大田县也就两三家照相馆，冲洗彩色照片要辗转到泉州，罗瑾的技术最好，价格也优惠，所以范立洋常常去找罗瑾，一来二去，双方熟悉起来。

1994年，范立洋所在的职业中学举办了“甲午战争百年祭”系列教育活动，他照例将拍摄完成的胶片送到罗瑾的照相馆冲洗。

到了取照片的日子，范立洋记得，那天罗瑾却一反常态，“他嘴上叼着一个大烟斗，转身到柜台后面的相片架上一包一包抽出来看，然后把两包相片摔在柜台上。”

这个举动让范立洋有些恼怒，“我说你这服务态度可不好。”罗瑾赶紧取下嘴里的烟斗，在柜台上敲掉烟灰解释说，“范老师，我不是对你有意见，我是看你的照片是有关甲午战争的，鬼子可坏了。”

“你见过鬼子？什么时候？”

“南京城破的时候。”

范立洋这才明白罗瑾的情绪。他所在的学校那段时间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爱国电影，范立洋会把包场富余的电影票送给罗瑾。范立洋说，其中一场电影是《屠城血证》，罗瑾看完告诉他，自己就是那个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日军罪证底片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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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瑾与吴旋守护的16张照片复印版。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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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死留下照片

1923年，罗瑾生于南京，祖上是满族人。他自幼家境贫寒，读过几年私塾后，便辍学在南京中山东路，原财政部对面雨花巷口的“上海照相馆”做学徒。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大规模屠杀，“上海照相馆”迁至成都，14岁的罗瑾失业了，在国际安全区里躲过一劫。1938年元月，罗瑾又在估衣廊一家新开的“华东照相馆”里谋得一份差事。

上世纪90年代，罗瑾曾多次在媒体采访中还原那段经历：1938年元月的某天，一个日军少尉军官走进照相馆，掏出两个胶卷递给罗瑾冲洗。“他用的是樱花牌”，罗瑾对当天的细节印象深刻，大屠杀进行了数周，电力迟迟没有恢复，只能通过日光洗照片。在换水过程中，罗瑾被那些照片吓了一大跳，日军对南京老百姓杀人强奸等暴行，就这样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

恐惧之余，罗瑾生出一个朴素的念头，“想办法把这些照片留一套下来”，他转身去了暗房，“匆匆忙忙、心惊肉跳”把那些杀人强奸的照片又洗了一套出来。从此以后，陆续有日军前来洗照片，罗瑾也都多洗了一套。渐渐地，他保存了30多张沾满鲜血的罪证。

考虑到受害者的尊严，他剔除了那些强奸凌辱女性的照片以及一些曝光不足、曝光过度的照片，最后留下的照片一共16张，并用厚卡纸装订成一本小相册。贴好照片的深夜，罗瑾在相册封面上画了一颗淌血的心脏，一把刺向心脏的刺刀，一个“耻”字，以及一个代表“为什么”的问号。为了纪念那些死去的人，他给这些图案勾了黑边。

1994年，罗瑾回到南京“华东照相馆”旧址，在媒体采访的镜头中，他比画着回忆，日军如何用长刀抵着胸口，问他有没有私藏日军暴行的照片，罗瑾很害怕却守口如瓶，没有搜出照片的日军悻悻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