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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本相册如一颗定时炸弹般陪伴着罗瑾东躲西藏。1940年，为讨口饭吃的罗瑾，报名参加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在毗卢寺受训期间，罗瑾把相册用胶布贴在床板的下方。

1941年年初，汪精卫要对通讯队进行视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寺庙内紧急开始了一场大清查。罗瑾慌了神，相册显然不能再放床下了，情急之下，他来到茅厕，在墙上抠了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然后再用泥巴将洞堵住。

罗瑾每天都要去茅厕确认相册是否完好，大约十天后，他突然发现相册竟然不翼而飞，“坏了，东西没了，吓得我全身冷汗。”

范立洋说，整个通讯队只有罗瑾是照相馆学徒出身，罗瑾意识到，如果查起来，自己一定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于是，家里托关系给他请了个长假，罗瑾连夜逃往安徽乡下避难，此后流亡多地，去过上海、西北，最后随儿子在福建大田县落脚定居。

▲ 上世纪90年代，罗瑾接受江苏电视台采访。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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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走相册的人

罗瑾不知道，那本相册被通讯队里一个同龄人带走了。

上世纪9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吴旋回忆说，某天凌晨还没有吹起床号，他去后院如厕。在低矮的禅房茅厕里，他注意到墙角砖缝处的异样，掏出来一看，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相册，十余张日军狰狞的屠杀照片赫然在列。吴旋吓坏了，他把相册揣进贴身衬衫里，心跳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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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通讯队已经传出寺庙内藏有日军相册的风声，一位政训员召集全体学员训话，声称现在是中日亲善，如果不交出皇军的相册，后果十分危险。

“（政训员）说这话的时候，那本小册子正好就在我父亲身上。”吴建琦告诉新京报记者，那是父亲距离危险最近的一次，即使很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父亲仍然感到十分恐惧，“他说幸好那天没有搜身，如果搜身的话，一定会被发现，当场枪毙。”

吴旋是否知道那本相册来自罗瑾？吴建琦认为父亲是知道的，在课余时间，吴旋曾强装镇定地与一名洪姓同学谈起那本相册，洪姓同学告诉他，罗瑾是照相馆学徒，那本相册是罗瑾的。

有了那次全体训话后，吴旋也在思考能把相册藏在哪里，他们班住在毗卢殿内的万福楼里，楼上是方丈的寝室，楼下的大殿正中是一尊金身弥勒佛。吴旋灵机一动：就是那里了。

集训队两小时要换一次岗，趁着夜里换岗的时间，吴旋将相册放在弥勒佛背后底座的一个洞里。和罗瑾一样，吴旋每天都要去确认一下相册是否还在。

1941年秋天，经过大半年学习，吴旋分配到通济门外五团当修电话机的技师。在离开前，吴旋趁着夜色来到弥勒佛背后，取出了那本相册，放在黑色皮包底层。来不及和同学道别，吴旋带着行李和那个黑色皮包，匆匆忙忙离开了毗卢寺。

那本相册一直躺在吴旋的黑色皮包里，直到1946年。

据作家徐志耕《铁军》所述，那一年，吴旋住在南京四条巷小杨村，失业的他翻看《和平日报》寻找招工信息，一条《谷寿夫押解来京》的新闻吸引他注意，“……国防部军法司前准南京市参议会函送大屠杀证件，现为便迅速审讯及提出有力证据，昨特函复市参议会，并派员经常与该会联络……”

当年，全南京城贴满告示征集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吴旋知道，那本相册应该去该去的地方了。他打开尘封已久的黑色皮包，取出那本藏了多年的相册，送到位于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