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原型:15岁的他冒死留下的照片,成了"京字第一号"证据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旋郑重地写下呈文，“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写完后，他重重地按下一个手印。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市黄浦路（中山东路口）的“励志社”黄埔厅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开庭公审，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呈现。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经过概述》中写道，“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

这成为谷寿夫被定罪的铁证。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送至雨花台刑场，依法枪决。

▲ 吴旋青年时代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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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

新中国成立后，吴旋在江南汽车公司做过驾驶员，后来进入南京市蔬菜公司负责仓储供应。他娶妻生子，过着平凡的日子。但他始终有一个心结，当年作为定罪证据呈交的相册在审判后并没有归还给他，吴旋很想知道，那本相册下落何方。

和他一样在默默寻找相册的，还有远在福建的罗瑾。带走相册的人是谁，罗瑾既好奇又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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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直到1990年的夏天，罗瑾在南京的旧友之子出差到福建厦门，奉父母之命顺道去大田县看望罗瑾。在闲聊时，这位晚辈提及，媒体报道了一名叫罗瑾的青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死保留了一本日军烧杀劫掠的相册，罗瑾听完，心里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下一颗石子。

1991年，罗瑾曾向南京的友人写信询问此事，对方给他寄来一份上海《文汇报》，上面刊登了吴旋的专访，压抑多年的谜团就此被揭开。

1993年10月，趁着回南京给老伴扫墓的时机，罗瑾带着孙子孙媳妇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陈列室，罗瑾一眼认出了他收藏的4张照片，“这些就是我原来保存的！”他的话惊动了工作人员，纪念馆资料部主任赶来将他邀请入接待室，听他讲述照片的来龙去脉，并录像留存。

回到大田县，罗瑾仍然经营着“上海照相馆”。1994年11月底，店里来了一位客人冲洗照片，在等待的时间里，罗瑾聊起了这段往事。

这位顾客是林春忠，当年他在大田县委报道组工作，职业敏感性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挖掘的题材，林春忠立刻为罗瑾拍摄工作照，写了一篇图片新闻寄给《三明日报》编辑部。一周后，《三明日报》要闻部的编辑张盛生坐了大半天班车赶来大田，采写了《血证》长篇通讯，在《三明日报》刊发。

罗瑾的故事首次见诸报端，这篇文章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其他媒体跟进后，开始铺天盖地地宣传”，回顾多年前的报道，林春忠感叹“这完全是一条闲聊出来的价值信息”。

也正因为全国媒体的争相报道，促成了罗瑾与吴旋的重逢。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罗瑾回到了南京。当年6月9日，他们共同受邀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是两人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首次重逢。

“我叫吴连凯，你知道吧？”吴旋笑呵呵地朝罗瑾打招呼。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他把原来的名字“吴连凯”改成了“吴旋”。

罗瑾愣了两秒钟，脱口喊出吴旋当年的绰号——“黑皮！”吴旋感叹，“你走了后，我们遭了不少罪。”从少年到暮年，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吴建琦至今珍藏着罗瑾来宁时的照片，吴旋在照片背后写下备注——“95年6.9，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与罗瑾及其子罗祖英合影”。吴建琦说，当年父亲还住在老房子里，他邀请罗瑾来家里做客吃饭，两位老人聊了很久，彼此都很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