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原型:15岁的他冒死留下的照片,成了"京字第一号"证据

▲ 吴建琦收藏的报道吴旋的报纸。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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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诉说

吴建琦说，父亲这一生的命运是曲折的。当年迫于生计在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学习的经历，一度成为甩不掉的政治污点。“文革”时期，父亲被停职，被要求没日没夜地写检查，家门口也被贴上大字报。

吴建琦记得，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围观，她好奇地钻进去，竟然是父亲在被批斗，她吓得转身跑回家里。没多久，父亲被一群人押回来，身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吴旋”的名字被画上大×，那个画面成为吴建琦童年的梦魇，全家也因此被下放到苏北农村。

但在吴建琦心里，经历过很多磨难的父亲仍然善良正直。当年捡到那本相册时，吴旋并不知道相册的来历，但他从封面那个“耻”字判断，这本相册的主人，一定和他一样都是一个怀着国仇家恨的同胞，他必须把这些罪证保留下来，直到敌人被清算的那一天。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吴建琦回忆，父亲常常这样教育子女。吴旋有一个笔记本，事无巨细地记录了电视球赛、蔬菜价格等日常信息。在工作中，吴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蔬菜公司退休后，他还被公司返聘为志愿者，每天一大早去菜市场记录各种蔬菜价格汇报给公司，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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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吴建琦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一辈子风风雨雨，没来得及过几天“好日子”。老房拆迁后，1997年2月，吴旋和老伴搬入南湖的新房，虽然只有40多平方米，吴旋却很满意。“他跟我讲，你看这墙壁白白的，还有电视机洗衣机小冰箱。”吴建琦说。

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当年7月，吴旋就因贲门癌去世。8年后的2005年，罗瑾也在上海病逝。

范立洋告诉新京报记者，罗瑾临终前在病床上仍在写自传材料。1994年，当罗瑾第一次向范立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范立洋立刻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到学校开讲座，“这就是最接地气的历史。”通过范立洋牵线，罗瑾曾在大田县一中、大田职业中学甚至福州一中等学校以亲历者身份向学生讲述那段历史。

每一次讲座，罗瑾从不收取一分钱报酬。范立洋记得，大田县委还给罗瑾制作了一面锦旗，“历史的见证，民族的功臣”。

范立洋认为仅仅讲述还不够，他劝说罗瑾把这段历史写下来。一开始罗瑾很犯难，“他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时间写，他还没有稿纸。”范立洋说，他建议罗瑾每周写一点，不忙的时候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不要怕错误，我是语文老师，我来改。”范立洋甚至去县委宣传部找来好几本稿纸送给罗瑾写作。

在范立洋的印象里，生活中的罗瑾性格开朗包容。除了照相馆之外，罗瑾还开过一个自助火锅店，有一次，几个学生搞恶作剧，只付了一次钱，却换了好几批学生去吃饭，从下午吃到晚上。由于学生们都穿着校服，罗瑾并没有发现端倪，后来知道是学生捣蛋，他也不恼，仍旧是乐呵呵的。

几年后，在大田县工作的儿子意外离世，罗瑾离开了大田。但范立洋一直在追踪罗瑾的写作，罗瑾去世后，他辗转从罗瑾的孙子处获得手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罗瑾完成了12万字左右的手稿。

范立洋曾组织大田一中的学生将罗瑾的手稿录制为电子文档，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手写繁体字难以辨认以及南京土话方言等阻碍，他们要查阅大量资料不断订正勘误。范立洋说，他们前前后后用了两个长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