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学者呼吁:不能继续让精神病成为"免死金牌"

2025-08-13 | 来源: 观察者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8月10日，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路附近发生一起伤人案件，19岁女大学生与朋友旅游时，遭一名男子捅刺多刀身亡。

8月12日，南昌市公安局青云谱分局发布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席某某今年23岁，有精神疾病诊疗史，已被刑事拘留。

花样女孩无辜遭遇不幸，嫌疑人有精神病史，这些信息再次冲击公众神经，大家在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表示同情的同时，也对精神病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表达了压倒性的支持态度。

类似的案件不是个例，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要拷问一遍：“为什么精神病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他不承担责任，那么谁来承担责任？”

对于“精神病人患者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观点，很多法学理论工作者都表达了谨慎的反对观点，甚至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支持‘精神病人行凶一律入刑’带来的是虚幻的安全感”。

但问题是，支持“精神病人行凶一律入刑”这种朴素法感情的第一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安全感吗？是为了以后自己可以不被精神病人行凶吗？不说大错特错，但至少重点放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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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益诉讼”，第一目的是为了实现群众对于合法权益受损之后的刑罚期待，这种期待优位于刑罚的教育效果。换言之，“杀人偿命”背后的逻辑从来不是如果不偿命，那么就会有人也来杀我，而是杀了人必须“以命抵命”这种最为朴素的法益平衡。而杀人偿命后同时会对其他潜在的杀人冲动带来抑制效果，当然也是刑法所期待的，却并不是一个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法律效果。毕竟死刑废除论者往往都是用死刑并不当然会抑制犯罪来做论证的。

对于精神病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主观和客观这种要件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责任减轻或免除角度的问题，类似于民事责任情形下讨论违法阻却事由中的事项，年龄、精神状态、正当防卫等等均属于这一领域内的事项。

换句话说，在这类违法阻却事由的讨论中，并不是论证是不是明知、故意实施了刑事犯罪亦或者民事侵权，而是当构成要件论证完成之后，出现了法定的阻却从构成要件走向法律效果这一法律推论的事项。

因此，对于精神病人无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论证逻辑，其实并不在于很多学者所谓的其并不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在于其并不理解其所实施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法律效果评价，这两句并不能简单地做并列对待。换言之，主观要件更多地应该评价行为人（无论其是否精神正常）是否知道其正在为的行为，而不是其正在为的行为会带来何种法律效果。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违法性阻却事由在精神病人以及未成年人犯罪上就会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了，两者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实施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行为，而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会带来何种法效果。于是减轻和免除的标准也就来到：我们应该如何期待他们在何种犯罪中达到何种认识上？

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争论和实践中，为何在特定几类案件中能够下降年龄标准，更多的是在法治教育发展的现状、具体实践数据的总结，以及民众的接受程度相辅相成之后科学又民主的产物。尤其对民主的重要度，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无论其在整个论证过程中如何科学严谨，最终都必须经过民主决策的把关。不是所有符合科学的就一定都体现为法律，要允许民众对于科学的忌惮和担忧。

因此，立法的核心可以理解为：科学论证、学者观点都属于重要的条件，但真正意义的必要条件还是民主决策。换个接地气一点的表达就是：不管科学上如何如何肯定、学者们如何如何赞许，倘若当前民众社会基础无法达成一致，那这个立法也很难说是一个必须且完美的立法。而反过来则应当表达为，对某个立法，无论当前民众社会基础多么多么一致，这个立法也必须经过科学上的论证、各地试点等实践经验的积累之类才能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