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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大阅兵:"纪念"是虚,"保党"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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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誉认为,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侵略中国日本军队,而是抗击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 他派出特工与日本人联络,甚至不惜私下一再议和,目的都是为了壮大中共军队,削弱蒋介石的力量。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共产国际训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采取共同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路线。 1938年秋天,毛泽东派遣中共间谍分别前往上海和香港,和日本外务省所属的间谍机关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以及和日本陆军参谋部的特务机关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大佐(随后担任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等人进行了接触。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示潘汉年向“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提出“共军和日军停战”的建议等等,暗中从事通敌日本、通敌汪精卫,背叛国民政府的“三大汉奸”行为。

远藤誉写道:“毛泽东利用张学良于1936年所发动的西安事变,让国民党不再围剿共军,并以『合作』为由,从国民党政府获得军备武器,却在背后把台军的军事情报出卖给日本间谍机关。 出卖了中华民族、出卖了中国人民的,正是中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


远藤誉还写道,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一直想邀请当时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访问中国,但没有成功,遂改邀旧日本将领远藤三郎中将。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招待远藤三郎等人时说道:“你们(日本皇军)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 真是你们打了(侵华)这一仗,教育中国人民, 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如果当时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前后累计6次感谢),今日习近平又有什么理由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2,揭露中共的汉奸行动

另外依据谢幼田2002年出版的《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一书,也揭露了中共红色特工通敌卖国的丑闻:


“潘汉年当时在香港和廖承志一起负责情报工作,每半个月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一些情报(例如关于“新四军”的编制和作战计划),由潘汉年直接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特务小泉清一; 日本特务机关每月提供给潘汉年两千元港币的情报费用,而且第一次付给一万元“。

这本书写到:“就像八路军、新四军在实际战争中主要是打击国民政府军队一样,中共的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 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 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这是中共通敌叛国的又一证据。 依据谢幼田的观点,潘汉年已经不仅仅是情报首脑,而是延安中共中央驻日本方面的联络人。

3,张国涛的《我的回忆》

在张国涛(中共创始人之一,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98年出版的《我的回忆》中,张国涛以中共领导人之一的亲身经验,再一次揭露了中共抗战的真实态度。

193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离延安90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史称洛川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

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 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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