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企幹"臓活":做好事?還是助紂為虐?

2025-09-05 | 來源: 正面連接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做有必要做的工作，不要額外加碼，讓大家過得舒服，這件事有這麼困難嗎？我被愧疚、煩躁和無力感一起碾過。眼看辦公室已經空無一人，我幹脆放聲大哭起來。

我要改變制度

十月，整改終於結束。十一月，黨建工作部要對公司《陣地管理辦法》進行修訂，小利主任提醒我，這是重新劃定責任的有利時機。

直到此時，我才真正感受到“管理部門”權力何在。如果全公司涉及到這項工作的人都要按照我的指令來做事，那麼我能為大家創造什麼樣的工作空間就至關重要。

現在，我必須為自己的條線站出來爭奪邊界。我要做的事其實很簡單，就是論證“綜合部不對過往已產生的非官方新媒體賬號負責”，但這也很難，因為按照我司的做事原則，僅靠常識來論證是不夠的，這是不擔責、畏難情緒重的表現，我既需要援引本條線已經發布的制度，也需要研究出黨建工作部的漏洞以及對我們不利的地方。

我調出所有相關文件，既看黨建部發文，也向集團辦公室請教這項工作在總部的劃歸與開展情況，並和其他省公司溝通。我把所有論據都用筆劃好，貼上便簽。隨後開始為玉珍姐撰寫上會材料。

這恐怕是我進公司之後對制度研究最認真的一次。而在撰寫資料的過程裡，我終於意識到這項工作最根本的荒謬之處：權力超過了自己的邊界。一個公司的管理權力僅能對自己所屬員工生效，把手伸到別人的田間地頭，這種工作怎麼可能做得下去？於是我在初版資料中形成如下結論：

“根據集團公司相關責任劃分，綜合部對由公司各部門根據業務發展及品牌文化建設宣傳需求開設的官方賬號負有管理責任。對開設主體不明的非官方新媒體賬號，按照“誰主管誰負責，誰使用誰負責，誰審批誰監管”的權責明確原則，綜合部對該類賬號及賬號所有人無審批、管理權限，不負管理責任，建議黨建工作部與集團公司整體溝通。”

玉珍姐對我的材料大致滿意，但要求我將集團條線的分工挺在最前，既然集團辦公室不負責非官方新媒體賬號的排查整改，那麼各省公司也不該承接黨建工作部相關要求，於是匯報材料最終調整成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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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公司黨建工作部與集團公司黨建工作部溝通，根據條線管理職責劃分本省意識形態管理責任，落實意識形態管理職責，溝通管理工具，確保條線管理職責的一致性。

2.根據集團公司相關責任劃分，綜合部對本省公司官方賬號負有備案監管責任。開設主體不明的非官方新媒體賬號，綜合部對該類賬號及賬號所有人無審批、管理權限，不負管理責任，建議黨建工作部與集團公司黨建工作部溝通相關工作。

作為員工，我能做的工作已經到此為止。我像家長送孩子進考場一般把我的領導送進會場。幾個小時後，玉珍姐一踏進辦公室門口便揚聲喊我：小趙，和黨建部說好了。”

我趕忙站起身來，只見她揚手將一疊上會材料往桌上一丟，宣告戰果：以後該項工作按屬地責任來劃分，哪個地市出問題自己擔責，省公司不再受連帶責任一同整改。

玉珍姐進會場前，我已經想象到或許結果不會盡如我意，但沒想到她帶來的消息竟然和我的意圖南轅北轍。我本想為整個條線撇清責任，讓地市分公司減輕工作量，但從結果上卻成了我撇清自己。那些向我匯報這項工作的人看到這條新規定會是什麼表情？

我無法接受這項工作呈現出“我給下級單位甩鍋”樣子。向上的空間已經消失，如今要挽回這種局面，我只能從自己能夠把握的部分入手——無論如何，我對本條線的工作執行方式仍有決定權。我決定自己修訂條線內相關管理制度，將不利於我們管理的那一部分撇出去。

一開始，我想通過那些五花八門的賬號特點入手。除了都帶有我司名稱，它們的另一個特點是粉絲量幾乎都保持在個位數，即便發布內容，能夠大范圍傳播的可能性也極低。我的提法相當保守：“粉絲數少於50，超一年未更新，視為無風險僵屍賬號，不做專門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