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网暴漩涡中的产科医生

2025年8月1日，因三起医疗纠纷遭遇7个月网暴，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晓蓓留下“为我正名”的遗言，自杀离世。

据邵医生丈夫向媒体透露，三起纠纷的患者家属在互联网平台上通过互推作品吸引网络水军，散布谣言攻击邵医生，邵医生本人的社交账号及医院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充斥着大量谩骂诋毁。目前，当地启动的事件联合调查组还未公布调查结果。在谴责网络暴力的同时，这一悲剧将产科医护人员的工作与生存困境推到世人面前，而这并非孤例。

2024年，时任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曾在微博发表有关产科困局的长文，疾呼“救救产科”。因为生活和育儿成本上升、社会结构转型、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视等因素，近年来，我国医院的分娩量持续下降。然而新生儿数量的下降，并未给产科医生和护士带来工作量的明显下降及自身职业满意度的上升。各方调查结果显示，在医院众多科室中，产科的工作压力、医疗纠纷数量、离职人数都排在前列，而收入福利、职业吸引力却逐年走低。

在过去几十年里，“迎接新生命”、受人尊重的美好光环曾经照耀着产科工作者，成为他们积极工作的动力。在执业环境不理想的当下，这样的光环还在吗？如何理性看待医疗纠纷、促成医患问题的解决？《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相关领域的执业律师与学者，及产科医生和孕产妇。虽然医生们对于职业规划和生活方式追求不一，但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医疗系统从未停止制度性改革的今天，产科需要适应新的就医需求和发展趋势。医患双方在各自维权时既要恪守理性，也要互相理解和倾听彼此。“医疗诊治和孕育新生，说到底也是情感的流动，需要用心对待。”

忙，急，险

“一个理想的产科医生应该是怎样的？”

面对我抛出的这个问题，刘楠沉默了几秒。“我没有想象过。我不知道理想的医生是怎么样的。但我知道，现在离职需要付出很大的沉没成本。”

2025年7月初的某天中午，从产科急诊室里出来的刘楠突然感到：自己扛不住了，也不想再扛。“如果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未来会有无数个这样的时刻。”当天晚上，她给科主任发了离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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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楠本科临床医学，硕士期间妇产科方向。在研究生轮转期间，她意识到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抗拒。“为什么年轻医生普遍觉得累？因为问病史、写病历、开化验单检查单和医嘱，和上级医生一起做手术，日常医患沟通，都是由住院医师来完成的，每天像被抽打的陀螺一般停不下来。”

“这几年分娩量不是下降很多了吗，产科工作量还很大吗？”我们问起受访的医生和产妇们。

“省市级妇幼医院，还有那些名声在外的综合三甲医院基本上还是爆满。”尚在孕中期的游欣在中南某市的省妇幼建档，产检则在一家全国有名的三甲医院做。“挂这家的普通产科黄牛号基本两三千块一个，专家号要四五千。每天都有产妇拿露营的小凳子、小马扎排队。我们中午在医院吃饭，但总是没有凳子坐，因为人多，地方显得实在太紧凑了。”

对医生护士而言，“临战”是产科夜班的常态：通常四五天轮一个（或两个）夜班，理论上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次日早上8点，但处理病例、查房、开会加写病历，下夜班常常要延迟到中午甚至更晚。即便碰上没有手术或紧急情况的“平安夜”，也少有喘息，更不用说胎儿窘迫、产后大出血等紧急情况带给所有医生的心理压力。

周口邵医生被网暴的医疗纠纷之一源自产妇生产时羊水栓塞。羊水栓塞的发生率为10万分之1.8到7.7，属于极为罕见又凶险的并发症。长期从事医学社会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景军叹道，“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字，我国羊水栓塞排在产后大出血、妊娠期高血压、孕妇心脏病之后，是孕产妇生命的第四大杀手。而切除子宫手术是针对完全无法控制的缺血问题，但是这种疾病来势凶猛，来了就容易‘要命’，一直是全世界产科大夫的一大头疼问题。”受访的医生们都表示，“能把羊水栓塞的产妇和婴儿都救活，足以说明邵医生业务能力非常强。”

自卫校毕业后，谢艾怡在西北的某家县城人民医院工作了35年，多年担任妇产科主任。三年前已退休的她接受返聘继续工作。即便“身经百战”，每个有产妇来院的夜晚，她依然像初到岗位时一样，十二分地小心。

“我们这里，只要有一个孕产妇死亡，就要问责。”谢艾怡本是性情温和的人，干产科后“肝肠都搞得急躁起来”。她说做产科医生要胆大心细，“太怕犯错不行”；在资源有限的地方当产科主任，更得“会哭会闹”，要学会竞争。每回碰上急救手术，她总是啪地拿起电话，大喊：“（儿）科（检验）科XX科，你快把人给我叫到！血多长时间给我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