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獲罪:我看到了一個普通寫作者的身份焦慮

2025-09-08 | 來源: 呦呦鹿鳴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參差多態，才是幸福本源

這幾天我的朋友圈裡流傳一個“跨省抓捕的因言獲罪案”消息：

湖南株洲一位自媒體人“筆耕下的陽光”（筆名）因為發表對鄰省某個鄉鎮黨委書記的批評文章而被帶走。

我聯系了代理律師，得到反饋說，“筆耕下的陽光”確實是在8月11日左右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那個外省縣的公安局刑事拘留了，而他也確實是寫文批評了那位鄉鎮黨委書記。目前律師已在縣看守所與他會見過了。

寫幾篇文章批評鄉鎮黨委書記，就要《刑法》這種國家大法來伺候？法律何以至此？這類故事，處理鏈條每個環節上的人，都要經受人性、道德上的拷問，也都有載入史冊的價值。

在訪問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那個最早傳出的信息中，包含了這個冠名“法治在線人員查詢系統”的截圖，以證明“筆耕下的陽光”是“新聞部記者”的身份。許多寫作者也不疑有它，紛紛轉發。

但是，這種截圖顯然有問題。

上面的馬賽克是我加的，原圖並沒有，有顯示真名和照片

首先，國內目前叫“法治在線”的是中央電視台“法治在線”欄目，這個欄目不可能獨立於央視之外自己建一個人員查詢系統。其次，根據截圖底部“京ICP備18057013號”，我到工信部ICP信息備案管理系統核查，得到的結果是沒有這個備案號。

我沒有找到原始網站，但這個截圖上的“新聞部記者”的信息顯然是水得很。這家網站甚至不敢用“記者證號”而用“小記者證號”，而且給當事人空著，沒給號。

這個截圖上真正有效的信息是“會員證號JTAQ302”，換言之，他通過某種渠道成為某個未經備案網站的會員，但他很希望擁有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也許，這家網站真正吸引人之處，是與央視欄目“同名”。

因此，嚴格來說，根據當前的新聞注冊、審核機制，“筆耕下的陽光”是個“假記者”。

在這份截圖上，我看到的是一個普通寫作者的身份焦慮。

放在10年前，我對這類“假記者”很是反感，因為“假記者”往往舉止不端。比如，一些年份的山西省，更是肆無忌憚。

可是，如今，我卻對“筆耕下的陽光”多了一種理解之後的同情。

我略略看了他的過往文章，不少是為各地底層小老百姓呼吁的批評性稿件。

這是一個高風險的寫作領域。遠的，比如鴻茅藥酒事件裡的譚秦東。在只有5個粉絲的帳號發了一篇短文卻被跨省抓捕，出來後整個人就明顯不好了，到現在，8年了，這位醫生都還在困境中。近的，比如甘肅省的鄧建國。2023年12月，他發布視頻質疑孩子學校校服存在質量問題，被縣公安局以尋釁滋事為由行政拘留。然後，他有了“污點”，工作丟了，妻子跑了。在失業和離婚的的雙重打擊之下，最重要的是自己為孩子說了真話卻被社會以極端方式否定（校服被證實確實存在質量問題），他得了抑郁症，今年9月1日才出院，其實就是前兩天。在網友們的呼吁聲中，9月2日，縣公安局撤銷了對他的行政處罰，道歉並賠償3237.08元。我看今天（9月8日）有記者去采訪鄧建國，他說，他接受了道歉，希望能找一份工作，和妻子復婚，“自己已不在乎周圍人的眼光，也不關心官方如何處分該案相關人員。”如果他真的戰勝了抑郁，會不關心如何處分相關人員嗎？這件事，以鄧建國這650天承受的代價，真的是三千來塊賠償所能平復的嗎？

這個風險來自於4個方面：挖掘事實的能力、寫作尺度的把控、利益相關方的打擊、平台的規訓。

這裡，首先是一個以什麼姿態寫作的問題。彎腰割韭菜，不平則鳴拍案而起，平平靜靜說人話、跪舔……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其中，為底層民眾發聲、不平則鳴拍案而起，這種姿態最為大眾所需要，但選擇的人最少。因為風險高，人們自然會趨利避害。

在回答了姿態問題之後，那些還在以這種姿態寫作的少數人，還面臨一個我們常常忽視的問題：以什麼身份來寫作？

按照當前規則，他們沒有“新聞采訪權”。他們也不在有主管單位的媒體機構工作。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因此，我們常常會看到有人這麼質問：“誰讓你寫的？”

好像確實沒有誰讓我寫，那麼，是我自己讓我自己寫的，行不行？一種說法是“寫作是一種權利”，可是，這項權利又是誰賦予你的呢？特別是當這項“寫作的權利”要對抗權力，甚至本身就是一項權力的時候。

這種權利能不能“自我賦權”？

好的寫作者比較窮,但還沒輪到你們同情

在高風險的背景下，寫作者不得不回答這個問題。否則就會底氣不足。

“筆耕下的眼光”的選擇是：給自己找了一個“法治在線新聞部記者”的頭銜，並在被刑拘的時候，亮出來，試圖以此解釋自己寫作權利的來源。他想以此保護自己，至少，顯得自己是一個“有身份的人”。

即便這個記者身份破綻百出。

有幾分尷尬，也有幾分荒謬與悲哀。顯然，這種回答並不理想，也不值得效仿。

因為沒有合適的答案。大多數寫作者，都會面臨“怎麼介紹自己”的困難。

說是“作家”吧，明顯有狂妄自大的嫌疑，畢竟當前全國能稱為“作家”的寫作者，寥寥無幾。（有一段時間我被稱為“專欄作家”，我就覺得羞愧難當。）

說是“公共知識分子”吧，大多數寫作者的學識並沒有這麼深，文章達不到這個高度，即便有少數寫作者達到公共知識分子的標准，往往也會遭到他們的天敵“公公知識分子”的圍毆。

社會上常用的一個稱呼是“自媒體人”。但是，這個“自”是什麼意思？是“自主”嗎？在這個流量綁架一切的時代，平台算法、資本流量才是背後的真正推手，“自媒體”不可能“自主”。是“自由”嗎？難道還有“不自由媒體人”？這在邏輯上不大對了。以公眾號為例，全國有三千多萬個微信公眾號，難道有三千多萬個“自媒體人”？肯定不是。MCN下的寫作者和個體寫作者很難放在一個圈子裡，財經評論員和游戲主播不能說是一類人……“自媒體人”這個概念缺乏識別度，法律上也不承認。這四個字裡，唯有“人”是准確的，在禽獸遍地的年代，成為一個“人”確實是很高的評價了，但也沒有達到准確定位的效果。

就說我自己吧，我有在媒體單位工作十多年的經歷，以“記者”“主筆”“主編”自稱時，就比較自然。後來寫公眾號文章了，朋友們向第三者介紹起我來，就有點為難。用網絡上用得最多的“小編”吧，又怕不禮貌。

有的朋友介紹說是“呦呦鹿鳴主理人”，有的朋友比較抬舉我，介紹說是“社會觀察家”。但都經不起推敲：

“主理人”是一個不錯的稱呼，但是它在職業上過於模糊。咖啡店蛋糕店老板可以叫主理人，理發店Tony老師也可以叫主理人，水滸裡的鄭屠也可以叫“鎮關西”肉鋪主理人。

“社會觀察家”就更模糊了，每個人都可以是社會觀察家，其中滔滔不絕的北京出租車司機還是其中的佼佼者，我？顯然不是。不合群。

因此，我也沒能解決這個問題。經常有人給我打電話的時候，開頭就開不好。

我比較幸運的是，讀者朋友們比較賞臉，較早在微信公眾號上獲得比較多的關注者，有讀者支持，我的身份焦慮就逐漸淡化了。再加上我本著一個自我流放的“野生”態度，就更容易自我調試。比如，不少朋友把“呦呦youyou”讀成“aoao”，稱呼我為“嗷嗷老師”，我也覺得沒什麼不好。畢竟，很多文章都是在打仗，刀光劍影的，可不是就要嗷嗷叫嘛，狹路相逢勇者勝。

可是，大多數寫作者並不像我這麼幸運，大多數人的身份焦慮是不斷升級的，最後就幹脆放棄最初的寫作理念。

所以，這個問題很是需要解決。在沒有得到合適的答案之前，我對“筆耕下的陽光”不那麼上得了台面的行為，也就難以一棍子掃過去。

我看了“筆耕下的陽光”的一些文章，從我一個寫作者的角度來看，不少語言過於激越，不管是從新聞，還是從文學角度，都還有很大的改進、提高空間。至少，如果是我當編輯，這樣的來稿大概率是要返回重寫的。

但是，我絕不能否定這類文章的價值，恰恰相反，這類文章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們需要的是時間，只要這類文章多起來，文章水平自然也會提高起來。

當前真正著急的是：當人們遭遇不公，很難找到幫助發聲的人。選擇太少了。比如，這幾天，上海某區的一位政協委員就在和我反復溝通，講述自己的遭遇。這位博士已經用盡了所有方法，也找了市面上所有媒體，但是，得到的只是不斷的挫折。發聲渠道還是太少了，或者渠道很多，但可以站出來發聲的太少。這位委員和我認識有幾年了，我也想幫他，但我自己精力很有限，自顧不暇，甚至可以說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當我環顧四周，想找到一個有分量的渠道來幫他發聲時，卻發現並沒有選擇。

類似的情況非常多。這種時候，我往往是想：要是他們更多的、值得信任的發聲渠道就好了。可是，這個願望似乎有點奢侈。之前的許多調查記者同行們，已經紛紛轉行，而一些有知名度的寫作者，失聯的失聯、退隱的退隱。即便是我自己，號稱“日拱一卒”，不也經常斷更嗎？

有幾個人願意冒著“尋釁滋事”的風險，嘔心瀝血地陷入這種“沒名沒分”的焦慮之中呢？

子曰，必也正名乎？如果社會確實需要這樣的一種存在，那麼，就需要我們在概念上、權利上、保障上，給與定義，給與解釋，給與明確。然後，一切才會進入正確的軌道，而不是一會跨省一會失業一會離婚，一驚一乍的，不和諧。

今天，我們先把問題提出來。

參差多態，才是幸福本源。百家爭鳴，一個社會的創造力才能得以釋放。中國曾經有那樣的時代，將來也會有這樣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