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文坛天才,30年了,她无可替代

2025-11-06 | 来源: 看理想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今年是张爱玲逝世三十周年。她曾给世界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她写爱情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和一个自私的女人”，写时代是“轰轰往前开”的列车，“坐在车上的我们苍白又渺小”。

对于作家蒋方舟来说，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是文本，更是生命经验的提前预支，提前贷款。读张爱玲的小说，不是用她的小说去指导生活，而是等着生活追上她笔下的故事，等着问题去追上答案。

今天的文章，我们就来从家庭入手，重新认识张爱玲和她身后的母系氏族，她的母亲、姑姑和祖母，深深塑造着她。而张爱玲笔下的男欢女爱，“根本不是什么都市男女的恋爱追逐，而是整个宗法社会的轰然崩塌”。

01.

母亲回国了

张爱玲的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她和母亲黄逸梵的关系。

今年九月，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黄心村从张爱玲遗稿中整理出的一篇新的短文，叫做《托梦》。

文章很短，写的是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刚回国的时候，在饭桌上和张爱玲的姑姑聊天，说到自己的母亲（也就是张爱玲的外婆）是吃红烧肉死的，又讲自己在伦敦被马踢伤住院的时候，梦到了母亲有个叫做紫娟的丫头给自己裹绷带，紫娟曾经被张爱玲的外公收了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通房丫头，后来27岁时自杀了。

张爱玲出道之作是18岁的散文《天才梦》，里面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情节，就是母亲回国，研究自己睽违多年的女儿，发现张爱玲不会削苹果，怕上理发店，怕见客，不会织绒线，不认路，在现实社会相当于一个废物，母亲说：“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受痛苦。”

张爱玲晚年的自传小说《雷峰塔》的开头是，小小的女主人公旁观母亲收拾东西准备出国，按照大人的吩咐向母亲告别，隔着一些距离看着母亲哭泣的背影，不敢上前一步和母亲拥抱。

来到小说中段最精彩的高潮，母亲回国，女儿穿上自认为最好的衣服，等待着母亲的检阅，结果母亲嘲笑她穿得像抽大烟的舞女似的。

张爱玲几乎是生前最后的作品，写于1990年的散文《爱憎表》，开头写母亲回国，张爱玲和弟弟和母亲吃饭，母亲问张爱玲爱吃什么水果，张爱玲说爱吃香蕉。母亲说香蕉不能算水果，像面包。

《半生缘》

张爱玲一生中经历了那么多跌宕起伏的战争、爱情、背叛，从山河变色到东西方的文化冲击，不可谓不精彩，但是走到了生命临近终点，她反复书写的，是同一个情节，一个十七岁的她一提笔就依着本能在写的题材——母亲回国了。

尼采有这样一句话：“只有那些一直不停伤害我们的事物才会留在记忆中”。张爱玲在《小团圆》里也借他人之口评价自己——“她是个最不多愁善感的人，抵抗力很强，只有她母亲和之雍给她受过罪。”其中之雍被普遍认为是胡兰成，渣男名远扬。那么为什么母亲对张爱玲伤害至深呢？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原名黄素琼，出身名门，是清末湘军水师将领的孙女，祖上有南洋血统，所以她深目高鼻，样子很漂亮，张爱玲小时候画连环画里的美人总是画成母亲的样子，大眼睛长睫毛。黄逸梵二十二岁那年，嫁给了李鸿章的外孙，生下了张爱玲和弟弟，丈夫是个标准的纨绔子弟，败家抽大烟。

张爱玲四岁的时候，母亲和自己的小姑子出国留洋，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雷峰塔》开头的一幕。到了张爱玲八岁的时候，母亲第一次回国，和父亲离了婚。

张爱玲一向崇拜着新潮洋气时髦的母亲，黄逸梵那时侯的生活放到今天也是可以当小红书博主的程度，“小富裕女生在欧洲的一天”：她在瑞士滑雪，在巴黎和徐悲鸿一起学艺术，参加各种派对。

所以当张爱玲得知母亲提出离婚，她几乎立刻就接受了，因为离婚也是时髦的，张爱玲写：“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有汽车或者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离婚之后，母亲立刻又要出国，张爱玲虽然想和母亲一起去，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提出这个要求。母亲这次走了四年，才和男朋友一起回到中国，那时张爱玲的父亲已经再婚，继母看不惯张爱玲，打她甚至囚禁她，张爱玲在一个夜晚逃出家门，来投奔母亲。

这段时间就是张爱玲在《天才梦》里写到的，母亲惊讶地发现女儿是个社会废物，开始教张爱玲煮饭洗衣，当个淑女。这个时期的母亲是灰姑娘的神仙教母，把灰姑娘从那个阴暗的、暴力的、弥漫着鸦片味道的老宅子里拯救出来，给予女儿一种干净的、现代化的、有希望的生活。

而且黄逸梵当时的钱只够一个孩子读书，她并没有重男轻女地选择张爱玲的弟弟，而是选择了供张爱玲读书。本来是去英国读大学，但后来战争爆发，所以只能把张爱玲送到港大。

接下来，黄逸梵又去了新加坡，来来回回，一生漂泊，最后移居英国，自食其力在制皮厂当女工挣钱，最后独自在英国去世。

02.

爱、依恋、崇拜

张爱玲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时光其实只有六年，这样的六年，竟然累积了如此浓烈的爱与痛。

首先，当然是爱。张爱玲对母亲不只是依恋，简直有一种崇拜，因为崇拜，所以处处自惭形秽。

《小团圆》里有一处很小的描写，女主角九莉在香港上大学的时期，母亲来看她，把她额前的头发梳成查尔斯王子的样式（我理解为厚厚的斜刘海），九莉回到学校的时候，头发早已塌平，但是她舍不得去碰它，由它在眼前披拂，微风一样轻柔。

书里还有一处更不显眼，但力道极重的细节，讲女主角看之雍（也就是胡兰成）另一个情人的照片，发现照片里的少女是个甜美淑女，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嫉妒，而是觉得那才是母亲理想中的女儿。

《倾城之恋》

有种说法是张爱玲因为母亲漂亮，因此对母亲有种嫉妒。我完全不能同意，“嫉妒”是个太简单，也太顺拐的解释，张爱玲对于母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爱。

我们都知道张爱玲二十出头就去写爱，那时她并没有爱情经历，那她对爱情的想象究竟从何而来呢？

我有种非常个人的感受，很多女性作家笔下的爱情都有恋父的影子，但是张爱玲对于爱情很多模糊的感受来自于她和母亲的关系，张爱玲自己也在《童言无忌》里写过：“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

在张爱玲早期的小说里，男主角几乎是一类人：混血、华侨有着留洋经历的中国人。《沉香屑第一炉香》的乔琪乔是混血，《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是南洋华侨的后代，自己在英国长大；《金锁记》里的童世舫和《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花凋》里的章云藩都是归国的留学生。

他们对女主角一开始的好感和好奇，都掺杂着一种对旧中国的乡愁。他们喜欢看女主角害羞、低头、穿旗袍，觉得女主角很多动作有点像唱京戏。

这种带着滤镜的凝视，往往以幻灭告终。男主角发现女主角的娇弱原来是无能，羞涩原来是懦弱，旗袍下的身体苍白又缺乏曲线，娴静的中国淑女原来背地里抽大烟的。

后来当我看了张爱玲晚年自传三部曲，忽然明白了这种幻灭来自于哪里——在老宅子长大的张爱玲，等待着留洋归来的母亲的检视。女儿穿着自己自认为最好看的中式小袄，在脑海里排练了千百遍母亲的思念，母亲的乡愁，母亲的欣赏，结果见了面，时髦的母亲对女儿很失望，发现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少女样子。

很多学者在提到张爱玲的时候，都会提到她小说里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张力，生活西化的男人和旧中国的女人，我们可以把这种张力上升到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但我更愿意把它潜入到张爱玲的人生，张爱玲从少女到老年反复在写的一个主题：母亲回国了。

等待着被母亲检阅着的张爱玲，就是被范柳原盯着的爱低头的白流苏，被乔琪乔审视的葛薇龙。

面对母亲，面对爱人，爱到最深，就变成了一种自卑和不配得，是还没得到就已经在想象失去。

03.

恨、祛魅、坍塌

那么张爱玲对母亲的恨又从何而来呢？

两个字概括，是祛魅。比如在金钱上的祛魅。张爱玲在《童年无忌》里写：“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为钱逼得很厉害也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钱对面去……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后来我们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张爱玲自称爱钱，但是她跟胡兰成分手的时候，给了胡兰成一笔30万的巨款，这笔钱是她写剧本一个字一个字攒下来的辛苦钱。张爱玲自称爱钱，但是她更在乎“两讫”，两不相欠，包括她对母亲赞助自己上学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情始终耿耿于怀，不知道拿什么去报偿。

而母亲的清高也更多是来自富二代的排场。张爱玲的父亲很不成器，变卖家产抽大烟，但母亲潇洒出国当独立女性之后，也是靠变卖古董为生，主要志向还是全球旅游和全球恋爱。她和她所逃离不成器的丈夫，都有默契地挥霍祖产。

自称爱钱的女儿和自视清高的母亲在钱上有过“八百块钱风波”，那是张爱玲在港大期间，因为成绩好，被老师发了八百块钱的奖学金，她献宝似地把钱给母亲，结果母亲在赌桌上一口气把这笔钱都输了，同时还怀疑这笔钱是女儿向老师出卖身体，牺牲贞洁换来的。

我们可以想象，这对崇拜母亲的张爱玲来说是何等的羞辱和幻灭。

另外，张爱玲发现母亲也没有想象中那样开明，那样新派，那样现代化。母亲很早就对张爱玲说女人要自强。但是《小团圆》里有个细节，母亲偷看女儿洗澡，通过她身体的变化来暗中观察女儿有没有性经验，又对女儿说：“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年纪轻的女孩不会没人要……只要是个处女，就连碧桃，那时候志云都跟我要。”

碧桃是母亲陪嫁的丫头，志云是母亲的哥哥，女主角的舅舅。从母亲脱口而出的话里，张爱玲发现在母亲生活西化的外表下，依然是一个威胁要把还是处女的女儿嫁出去的《大宅门》里的母亲。

《半生缘》

第三点幻灭，就是对于母亲的两性关系。张爱玲小时候对于母亲丰富的两性关系不仅不介意，反而觉得新奇，觉得羡慕。

《小团圆》里她写自己和母亲姑姑一起住公寓那段时间，吃下午茶的时候，母亲总是脾气非常好，打扮屋子，打扮自己，然后客人来了，张爱玲带着厚厚的英文书到屋顶上读书。

客人是谁？当然是母亲的各种男朋友。张爱玲塑造过的最像她母亲年轻时的小说角色，或许是《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红玫瑰娇蕊，娇蕊作为有夫之妇，也总在下午茶的时候招待情人。

小说里，男主角佟振保在分手结婚后又和娇蕊重逢，娇蕊说自己“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男主角嘲讽她：“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娇蕊并不生气，反而认真想了想说：“年轻长得好看的时候，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

这是张爱玲对母亲黄逸梵最透彻的概括：义无反顾地往前闯，碰到很多男的，也有别的，但主要是男的。

后来小说又借姑姑之口，说母亲不知道打过多少次胎。母亲准备去加尔各答投奔一个自己的情人，劝女儿说：“我这辈子是完了。总是一个人来来去去的，现在才明白女人靠自己太难了，年纪越来越大，没人对你真心实意。”

张爱玲这才意识到母亲以恋爱玩家的面目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女结婚员。女儿一下子就看清楚母亲独立风流背后的狼狈和可悲。

黄逸梵要享受好的生活，要当东方的淑女，也要异国的恋人，永远把女儿的需求放在最后，比如张爱玲在自传小说《易经》里写过一个情节，女儿生病，母亲不能约会，因此大骂女儿，说：“你真是麻烦死了，你活着就会害人……你这样的人，就该让你自生自灭。”

一下子就让我们联想到《天才梦》里，母亲说的那句——我宁愿看你死，而不是活着毫无用处。

可是当母亲失去了钱、家庭，没有男人也没有爱，那些为之牺牲的样样靠不住时候，她回身一看，发现自己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她处处看不惯的，笨拙的女儿。

张爱玲对着狼狈哭泣的母亲说：“我不会裁判你，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有时候对我错了，而那是因为我们本不该在一起。”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第一代出走的娜拉，她生下张爱玲和张爱玲的弟弟分别在1920年、1921年，第一次下了出走的决心去欧洲是1924年，刚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旧文明交错的时期，黄逸梵也算是中国第一代受到女性主义启蒙的女性。

黄逸梵的很多做法、想法，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对于独立自强大女主的想象——“我是母亲，更是我自己”，“成为母亲，也不要失去主体性”。

在张爱玲的叙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初代娜拉和娜拉的女儿真实的人生。这里，我想把话题延伸一下。

美国有个女作家叫做Erica jong，她1973年出版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怕飞》，讲自己的性经历，当时非常轰动，不仅进入了文学史，也进入了女性性解放的历史。

Erica2020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住进了养老院，她的女儿Molly今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叫做《如何失去你的母亲》(How to Lose Your Mother)，回忆自己与母亲的生活。

她写母亲大部分时间都被男人所占据，经常爱上各种渣男，有无数个未婚夫，而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不断被介绍给潜在的继父。Molly写道：“我那位信奉女权主义的母亲一直在寻找一个能拯救她的人，一个能让她摆脱自我纠缠的人。”

虽然母亲总是出书，接受采访，谈到自己的育儿理念和母女关系，但是那更像是一套表演，母亲有一套关于“女权主义母亲”的剧本，母亲看似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在场过。

这本书叫《如何失去你的母亲》，其实是个问句，作者在书里写：“我从未拥有过我的母亲，你怎么能失去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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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玫瑰白玫瑰》

张爱玲写过一句话：“父母大都不懂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父母的为人。”

这些女性主义者身上的复杂、矛盾和撕裂，往往是女儿看得最清楚。在这里，绝不是否定这些母亲作为初代女权主义者的意义，她们在当时父权制的框架下，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和突围。她们是对抗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或者说，把父权制的一部分内化到了自己身上。这是无可奈何，也无法强求的。

但生活是如此具体，不是一个口号就可以概括的。娜拉出走就能幸福，获得自由也就获得了幸福，这样简单粗暴的等式对我来说是不可信的，too good to be true。

这些作为初代女性主义者的母亲，施加在女儿身上的影响，也许需要数十年才能消化，要等到她们去世之后，她们的女儿才有勇气提笔书写，通过书写来回忆，通过回忆去接近，通过接近来试图理解母亲。

就像张爱玲反复书写的一个记忆，是童年时过马路，母亲牵了一下自己的手，这样一个简单的肢体接触，张爱玲至少写过三遍，而且每次的回忆都不一样，有时觉得欢喜，有时觉得恶心。为什么要反复写？因为搜肠刮肚，母女间牵手只有那一次。

这是我读到过的女儿对母亲最缠绵的怨恨：我崇拜过你，爱过你，模仿过你，恨过你，逃离过你，看透过你，原谅过你，嘲笑过你，我走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好难好难的一段路，在路的终点，我唯一的念头，只是想，再牵一下你的手。

04.

姑姑的官司

我们再来聊聊张爱玲人生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亲戚，她的姑姑。

姑姑是个标准的城市白领大龄独身女性，说话风趣，有种清平的智慧。张爱玲在从港大返回上海之后，和姑姑在常德公寓同居了十年，比张爱玲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更长。

某种程度上，姑姑其实更像是母亲。有一次，张爱玲无意中发现姑姑眼皮上有个伤疤，问是怎么回事，姑姑才漫不经心地说，当时张爱玲被父亲和继母囚禁起来，姑姑想要救她出来，结果被张爱玲的父亲用烟枪打伤了，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可姑姑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这件事。

姑侄同居的十年，是张爱玲写作上最高产，生活上最跌宕的十年：她爱上了胡兰成，姑姑一开始对此是不太赞同的，因为知道胡兰成有老婆，但是姑姑毕竟不是母亲，所以没有立场激烈反对，只是说胡兰成“太烂了，没有一个男人值得这样。”

《小团圆》里讲胡兰成第一次来张爱玲和姑姑住的公寓过夜，姑姑吃完饭立刻回房，然后把过道的门关得像铁桶一样，好像不知道张爱玲和胡兰成要怎样一晚上狂欢。这里有一种很尴尬的喜感，姑姑是长辈是闺蜜也是室友。

张爱玲的姑姑叫做张茂渊，比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小五岁，姐弟俩有个着名的外祖父李鸿章。张茂渊和自己的嫂子黄逸梵很投缘，两个女性1925年一起去欧洲留学，后来黄逸梵在国内外不断往返恋爱，姑姑则回国做了职业女性。

姑姑也有着非常传奇的恋爱故事，后来被讲得比较多的一段，是当年姑姑在去欧洲留学的轮船上，认识了男青年李开弟，但是当时李开弟已经有了婚约，而且有点嫌弃张茂渊是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代，两人止于暧昧。

直到四十多年之后，李开弟经历了政治风波，妻子去世，儿子自杀，姑姑又出现，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两人再续前缘。在姑姑78岁的时候，终于和81岁的李开弟结婚。

这简直是现实版《霍乱时期的爱情》。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很多人写张茂渊，文章标题会起成“一生等待一个人”“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但是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痴情传奇背后全是秘密。

当年姑姑张茂渊和嫂子在国外，嫂子黄逸梵怀了外国男友的孩子，但是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怎么打胎，而且当时黄逸梵还没有离婚，完全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张茂渊就提出，要是嫂子离不了婚的话，自己就嫁给这个外国男友作掩护，三个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这件事后来又有怎样的曲折不得而知，最后的结果是黄逸梵离了婚，和外国男友分了手，张茂渊依然独身。

而这甚至不是姑姑情史里最炸裂的。在《小团圆》里，张爱玲还写姑姑还和她的表侄，也就是李鸿章的曾孙子李绪年有一段不伦的情感，这个情感持续了很多年，而且在亲戚之间似乎并不是秘密。

李绪年的父亲，也就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作为招商局的高官涉及舞弊的案子受审，张茂渊为了恋人的父亲，出钱出力，耗尽了自己的积蓄，不仅用完了自己的钱，还挪用了一部分嫂子黄逸梵的钱。

这个情节很容易就想到《金锁记》，因为《金锁记》就是张爱玲以李国杰这一房为原型写的：女主角曹七巧嫁给大家族里得了软骨病的二少爷，同时享受着和自己风流倜傥的小叔子打情骂俏。

后来曹七巧的丈夫和婆婆去世，分了家，她得了一大笔钱，小叔子来找她，开始甜言蜜语，说自己暗恋她很多年，吃了很多苦，正当曹七巧被撩拨得心神荡漾时，小叔子才露出马脚，原来他是觊觎曹七巧分的田。

小说里，男人的算盘珠子崩了女人一脸，曹七巧识破了男人的谎言，但是现实里，姑姑付出一切，得到的却是无果的爱。张爱玲后来在《小团圆》里写，李绪年为了摆脱姑姑，故意偷香窃玉，左右逢缘，甚至开始堂而皇之地勾引自己的嫂子，公开地羞辱张茂渊，给她罪受。

听到这里，如果我们只是得到“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的结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人在被爱的时候，反应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诚惶诚恐，觉得自己何德何能，交付自己的所有，还只怕自己给得不够多，不够好；另一种则是对自己的评价水涨船高，觉得自己能得到这么毫无保留的爱，自己肯定有点东西，于是顾盼生姿，沾花惹草。

如果说张爱玲和张茂渊是前一种，那么李绪年和胡兰成无疑是后一种。当张茂渊淡淡地对张爱玲评价胡兰成——“他太烂了，没有一个男人值得这样”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在说过去的自己？张爱玲早早在姑姑身上旁观到了男人的精明残忍，后来又何尝没有在胡兰成身上吃同样的亏？这对姑侄之间，有种很残酷的宿命和轮回。

《倾城之恋》

姑姑的对张爱玲的影响，除了在两性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分家产的官司。

《金锁记》最精彩的情节之一就是分家的大戏，曹七巧嫁到这个大家庭，等的就是成为寡妇，参与分家这一天。最后，即便她在脑海中排练了很多遍，投射了自己所有的幻想，在众人面前不顾体面地呼天抢地，但是从结果上来看，依然吃了亏，“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

后来张爱玲把《金锁记》从中篇扩写成了长篇小说《怨女》，里面添加了很多分家的细节，分钱、分田、分地、分股票，非常复杂。

这个情节就来自于姑姑张茂渊。1921年，张爱玲的祖母去世，当时张爱玲的父亲16岁，姑姑11岁，年纪太小，因为名下分得的遗产都给伯父托管。这个遗产涉及到钱、房产，还有一批名贵的宋版书。

到了1928年，姑姑从英国回来了，发现伯父侵吞了一部分财产，开始打官司。官司的两方，原告是张爱玲的姑姑和父亲，被告是张爱玲的伯父。本来这个官司很好打，因为证据很多，但是最后，官司还是输了。

一部分原因是姑父这边给法院送了钱，更重要是的，张爱玲的父亲临阵倒戈，不为亲妹妹作证，也不愿意和亲妹妹一起担任原告，自行撤销了官司。

但姑姑又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官司呢？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她要给自己的恋人筹钱。所以到了最后，姑姑的官司赢也是输，输也是输。

张爱玲写过一篇散文叫做《谈女人》，里面有句话：“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单怪别人是不行的。”

当时，张爱玲得到的结论是女人要自强。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又怎样自强呢？像《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一样，被自己的家庭抛弃，斗智斗勇地努力钓到了一个风流的丈夫，算自强吗？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一样，守住自己用青春换来的金子咬死不放，直到金子成为了困住自己的一把金锁，算自强吗？

还是像姑姑那样，勤勤恳恳地工作，不卑不亢地生活，无怨无悔地去爱人，最后得到家族里至亲至爱的男性们的背刺，这又算自强吗？

在张爱玲写作的早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她小说里的女主角，到了最后，总有一种淡淡的悲哀，这种悲哀，就是她写过的——最好的结果，不过是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不过，关于姑姑的故事，最终还是有一个温情的结尾。姑姑在78岁嫁给李开弟之后，过了十几年安稳而幸福的生活。

1990年，已经很少发表文章的张爱玲忽然发表了一片短文，叫做《草炉饼》，文章写得很淡，大意是说她前两年看了一篇大陆小说，小说里的人吃一种无油的烧饼，叫做草炉饼，张爱玲困扰四五十年的一个未解之谜终于得到解答。

原来当时上海沦陷的时候，她和姑姑经常听到小贩在街上叫卖“草炉饼”，不知道是什么，以为是炒的饼，有一天姑姑终于买了一块满足好奇，买了一块饼给张爱玲吃。

这样一篇文章，张爱玲写得兴趣盎然。晚年的张爱玲回想起人生，发现苦都是男人给的，而仅有的那些甜蜜的日常，都是姑姑给予的。

《草炉饼》发表的一年之后，1991年，91岁的张茂渊去世于中国大陆。四年之后，75岁的张爱玲去世于大洋彼岸的洛杉矶。

05.

祖母的照片

最后，我们简单地讲一下张爱玲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母系亲属，她的祖母，李鸿章的二女儿李菊藕。

李菊藕待字闺中的时候就是有名的才貌双全的闺秀，在22岁那一年被父亲李鸿章许配给了张佩纶。这个张佩纶不仅是个罪臣，而且比李菊藕大了17岁，还两度丧偶。

这桩婚事还有个非常烂俗的才子佳人的“佳话”，说张佩纶来拜访李鸿章，看到房间里立着一个美貌小姑娘，桌上还有篇诗稿，张佩纶一读诗，读得泪眼婆娑，问李鸿章是谁写的，李鸿章这是“小女涂鸦之作”，然后和张佩纶对了一个眼色，两人立刻心照不宣一拍即合，张佩纶托人去求婚，李鸿章一口答应下来。

这个佳话被写进了清朝的笔记小说里。张爱玲小时候，她的弟弟很神秘地拿给她一本清代的小说，里面就写了他们祖父母的爱情故事，当时张爱玲也当作是传奇来看。

但是随着张爱玲年纪渐长，她对祖父母姻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比如姑姑就非常人间清醒地评价祖母，说她“她嫁个年纪大那么许多的，连儿子都比她大。”

《小团圆》里，张爱玲写：“奶奶嫁给爷爷是很委屈，在他们的合影里，她很见老，脸面胖了，几乎不认识了。”

张爱玲小时候曾经追着自己年老的女佣去问祖母的事情，那个远近闻名的美貌才女，结果老女佣想了半天才说：“老太太总是想办法省草纸。”

张爱玲觉得大杀风景，但是也可以想象祖母孀居后坐吃山空的恐惧，她写道：“但没想到等不到坐吃山空的那一天，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御又是这样微弱可怜。”

不过老女佣也提供了祖母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她会给儿子（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穿女装，给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的姑姑）穿男装。张爱玲写：“我现在想起来，女扮男装似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希望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

《半生缘》

张爱玲晚年出过一本《对照记》，把自己家族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一一做说明，其中她很大的部分就是写自己的祖父母。她说自己祖父母的婚事：“这样看来，他们的罗曼史是翁婿间的，这也是更中国的。”

这桩婚事的所谓传奇和浪漫，全是在于李鸿章大手一挥，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一个鳏夫的动作，用女儿一生的幸福去成就自己在历史上“惜才”的美名。在这个传奇里，李菊藕只是两个男人交换的一种礼物。

在《对照记》的最后，张爱玲这样形容自己的祖先：“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和他们的关系仅是属于彼此……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次。我爱他们。“

台大外文系的学者张小虹专门写过这一段，她很敏锐地发现张爱玲在晚年写过好几次”祖先在自己的血液里再死一次”的话，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爱玲说的是，自己死了之后，祖先的血脉就断了，因为张爱玲不会生孩子，张家从此绝了后。

张小虹说：“这是一种最温柔的断绝，断绝了宗法父权最高律令的传宗接代”。

《小团圆》里张爱玲写过自己人工流产的经历，在孩子从张爱玲身体里脱落消失的一刻，也是祖母那所谓的“朦胧的女权主义”变得不再朦胧的时刻。

而这个时刻的完成，是由祖母、母亲、姑姑三代不同女性，所经历的不同的委屈与痛苦浇灌成型。

也许并不只这三个女性，张爱玲在晚年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众多面目模糊的女性排成一个长队，从《少帅》到《小团圆》都有，她在长篇《怨女》里提到过寺院里的一座香炉，说香炉上刻着一行行蚂蚁大的字，都是捐造香炉的施主，“陈王氏，吴赵氏，许李氏……”都是故意叫人记不住的名字，密密的排成大队，看着使人透不过气来。这都是做好事的女人，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的女人。

张爱玲自己在哪里？她在队伍的最后，在她之后，再也没有人了，宗法社会的痛苦自她而止，她是祖先的最后一人，也是自己的最后一人。

李安曾说自己第一次看到《色·戒》的时候，对张爱玲非常愤怒，想说她怎么可以写这种东西，“可是它就像是一个阴影一样，几年都抗拒不了”。

李安愤怒的点是什么？“张爱玲其实是用女人的性心理去解构一个父系社会里面最荣耀、最神圣的事情，就是很奇怪，女人一不合作，她和易先生说快走，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你觉得好像中国几千年的父系社会这种结构突然被抽掉一根柳钉，好像整个就瓦解了。”

李安看到了张爱玲在所谓的男欢女爱背后的故事，那根本不是什么都市男女的恋爱追逐，而是整个宗法社会的轰然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