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從"蘇聯社會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

2025-11-11 | 來源: 趙曉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一、一段“蘇聯之旅”：一位美國政治人的青春印記

1988 年，伯尼·桑德斯還是佛蒙特州伯靈頓市的市長。那一年，他帶隊訪問蘇聯，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亞羅斯拉夫爾待了十天，簽下“姐妹城市”協議，順便也在那裡度蜜月。

這一段經歷後來成了美國保守派攻擊他的把柄——“看，這個人年輕時就迷戀蘇聯！”

客觀地說，這次蘇聯之行對他的影響至少有三點：

1.強化了他對“高福利國家”的迷戀：

蘇聯的全民醫療、廉價住房、教育普及，在當時仍給許多左翼知識分子一種“另一條現代化道路”的幻覺。

2.加深了他對冷戰的反感：

他一直主張美蘇應減少敵意、增加合作，強調“和平共處”，後來自然延伸為他一貫的“反幹涉主義、反軍費擴張”——是否很傻很天真？。

3.促成他後來的一種“區分”：

在蘇聯垮台之後，他愈發強調：

• 自己不是“蘇聯式社會主義者”，而是“民主社會主義者”。

這就引出第二個問題：那他到底在想什麼？

二、從蘇聯陰影中走出的“民主社會主義者”

桑德斯在 2015 年喬治城大學的演講中，第一次系統說明：

• 什麼是他心中的“民主社會主義”。

概括起來，他的自我定義是：

民主社會主義 = 繼續完成羅斯福“新政”未竟之業，

通過民主方式，把經濟從“億萬富豪階級”手中奪回來，建立一個“對普通人公平”的資本主義+高福利混合體。

具體來說，他主張：

• 單一支付人制度的 Medicare for All（全民醫保）；

• 免學費的公立大學和減免學生債務；

• 提高最低工資、強化工會、縮減貧富差距；

• 更高的富人稅、財富稅；

• 大規模綠色投資（Green New Deal），強調綠色就業與公共投資。

他一再強調：

• 不搞蘇聯式計劃經濟；

• 不要一黨專政；

• 不要取消市場，而是用高稅、強監管、福利制度“修正市場的不公”。

換句話說：

桑德斯版本的“民主社會主義”，其實更接近歐洲式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但這只是“自我描述”。真正的問題是——其政治後果是什麼？

三、他如何影響了曼達尼這一代“新左派”

到曼達尼這一代，“桑德斯式民主社會主義”已經不只是一個理念，而是一整套話語與政治路數。

在公開報道與訪談中，曼達尼自己承認：

“是桑德斯 2016 年的總統競選，給了我‘民主社會主義’這套語言，來描述我自己的政治立場。”

這句話有幾個關鍵信號：

1.不是只是‘認同’，而是“給了語言”：

也就是說，曼達尼原本具備一種“反資本、親再分配”的直覺，但缺少一套自我包裝的理論話語；桑德斯把這套話語“制度化”了。

2.從國會到市政的“下沉”：

桑德斯在聯邦層面打的是“總統選戰”，曼達尼則把同樣的理念往市政層面推進——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被當作“民主社會主義在美國的試驗田”。

3.理論 → 話語 → 政策組合：

曼達尼的政策（凍結房租、公交免費、公共托兒、城市公有雜貨店、提高富人和企業稅等），本質上都是桑德斯路線在地方上的“落地版”。

所以，從思想傳承角度你完全可以這麼概括：

• 桑德斯是“聯邦層面的旗手”，

• 曼達尼是“城市治理版的操盤手”。

四、“民主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東東？

如果撇開他們的自我宣傳，把“民主社會主義”擺上政治經濟學的手術台，大致可以拆成三層：

1. 價值層：反資本主義的不信任

• 認為資本主義天然制造貧富差距、勞工剝削與金融危機；

• 認為“億萬富豪階層”與“華爾街—華盛頓聯盟”腐蝕民主；

• 因此要通過稅收、國有化、監管、工會等方式把權力“從資本手中奪回”。

2. 制度層：高福利 + 強政府 + 高稅負

• 核心是“全民保障”：醫保、教育、住房、托兒、退休等盡量公共化；

• 為此需要：更高的所得稅、資本利得稅、財富稅，更多公共開支；

• 經濟結構上，混合“公共所有 + 工作者所有 + 市場機制”，試圖在“不完全否定市場”的前提下，盡量讓國家和工人掌控關鍵部門。

3. 話語層：道德化政治 + 身份政治

• 把貧富差距、氣候危機、種族議題、性別議題，統統納入“結構性壓迫”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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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政治正確”“取消文化”等方式，形成一種道德高地——不支持他們的改革，不僅是“錯”，而是“不正義”。

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並不只是經濟政策，它是一整套道德—政治—經濟綜合工程。

資料照片：曼達尼當選紐約市長

五、在中美博弈背景下：他們會不會“搞亂美國”？

有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

在今天中美博弈的復雜背景下，桑德斯、曼達尼這一批“民主社會主義者”，會不會一步步搞亂美國，從而“幫助美國的競爭對手”？

可分四點來判斷。

1. 短期內：他們不是“第五縱隊”，但會削弱美國的內部協調能力

沒有證據顯示桑德斯或曼達尼與中國、俄羅斯、伊朗一類地緣競爭對手有任何合作，他們的出發點多半是真誠的——減少不平等、削減軍費、反對無休止戰爭。

但問題在於：

• 他們主張大幅縮減軍費、關閉海外基地、結束經濟制裁，強調“國際工人階級團結”，而不是國家利益優先；

• 在現實世界，這會削弱美國在印太、歐洲、中東的威懾力與談判籌碼；

• 在一個仍然存在強權競爭的世界裡，“單邊解除武裝”式的理想主義，很容易被對手當成“戰略窗口期”。

換句話說：

他們不是“有意幫敵人”，

但他們的路線在客觀效果上可能削弱美國的戰略能力。

2. 中期看：高福利+高稅收+反資本，會拖累美國的創新優勢

美國對中國最大的優勢，不在廉價勞動力，而在：

• 高等教育體系；

• 創新生態（硅谷、資本市場、創業文化）；

• 高風險—高回報的制度環境。

“民主社會主義”如果在全美層面全面推開：

• 對高收入、高資本積累群體的極高稅負，會沖擊科技與金融創新的激勵結構；

• 高福利環境會逐步改變社會的“風險文化”，把美國從“創業社會”推向“安全社會”；

• 長期看，這很可能削弱美國在 AI、芯片、生物科技等領域的領先優勢。

在中美長期科技競賽中，這無疑對美國不利。

3. 內部政治層面：撕裂加劇，治理癱瘓

民主社會主義的崛起，一定會強化美國國內的意識形態對立：

• 左翼將資本主義妖魔化；

• 右翼則把“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直接等同；

• 國會更難就預算、軍費、工業政策形成穩定共識。

這會使美國在對外競爭中呈現出一種“內部耗能型民主”：

花大量時間在國內內戰，沒有精力制定長期、穩定的對華與對外戰略。

從這個意義而言，他們客觀上“搞亂了美國”，但未必是主觀想幫誰。

4. 長期文明層面：信仰真空 + 政治神化 = 制度滑坡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文明性的：

• 當美國社會的宗教信仰衰落，

• 個人責任倫理崩塌，

• “國家福利”被當作新的救贖形式，

民主社會主義就容易變成一種“政治宗教”：

用國家代替上帝，用福利代替恩典，用再分配替代悔改與自我承擔。

這種文明滑坡，不會立刻毀滅美國，卻會慢慢把美國變成一個制度上還叫民主、精神上已是依附型群眾社會的國家。

而對手國家，只要維持足夠的國家意志與長期戰略，就可以在慢賽中占據優勢。

資料照片：川普、習近平2025年10月韓國會面

六、結語：他們既是“病症的產物”，也是“病情的加重者”

所以，綜合判斷是：

1.桑德斯與曼達尼，不是間諜，也不是簡單的“敵人同路人”。

更多是美國內部長期積累的不平等、不公、金融化與階層固化的政治反彈。

2.但他們所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屬於“善意卻危險”的政治處方：

出發點是治療資本主義病症，卻有可能讓美國失去創新優勢、戰略定力與文明根基。

3.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他們確實可能客觀上“削弱美國”，給其他大國留下戰略機會窗口。

最後，讓我們作個冷靜的總結：

桑德斯一代，是在蘇聯陰影與新政記憶之間長大的左翼理想主義者；

曼達尼一代，是在全球化失衡與身份政治氛圍下成長的“新左翼實踐者”。

他們既是美國病症的產物，也是美國病情的加重者——關鍵不在他們個人，而在這個文明願不願意回到信仰、責任與制度節制的三重根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