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真正的人｜從易烊千璽的表演看殘疾人形象的文化重塑與生命彰顯

2025-11-17 | 來源: 華夏時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小小的我”，真正的人——從易烊千璽的表演看殘疾人形象的文化重塑與生命彰顯

李筠

隨著易烊千璽憑借《小小的我》中“五慢症”患者劉春和一角捧起第3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獎杯，中國電影的殘疾人形象塑造，由此完成了一次文化躍遷。

劉春和——這個在爬樓梯的踉蹌中登場、在含混發音裡傾訴、在扭曲肢體上綻放生命韌性的角色，化為易烊千璽藝術生涯的極致突破。而更具價值的是，殘疾人形象從“符號化標簽”走向了“生命化主體”。極具影響力的青年演員與殘疾人群體在藝術中邂逅，主流大獎對殘疾人題材鄭重肯定，激起關於生命尊嚴、藝術本質與社會認知的層層漣漪，讓我們重新審視：當藝術直面殘疾，究竟能為人類的精神世界帶來怎樣的啟迪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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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塑是表演藝術對生命真相的直抵

劉春和這個藝術形象，構成了對易烊千璽表演藝術的考驗。

表演藝術的至高境界，永遠都不是對自我形象的固守與美化，而是對不同生命形態的深度潛入與真誠再現。易烊千璽對劉春和的塑造，被部分輿論簡單冠以“自毀形象”的標簽。站在藝術哲學角度看，這是割裂表演藝術與生命本質關聯的淺薄認知。在任何生命面前，表演者都不存在“自毀”，而是進入這個生命體，去完成一次經過生命體驗的重新塑造。在真正的藝術創作中，沒有“自毀”的演員，只有“重生”的角色。演員的使命，就是褪去自身的所謂人設標簽和個性特質，讓另一個生命在自己的軀體裡呼吸、悲歡、掙扎、生長。

1956年，安東尼·奎恩在《巴黎聖母院》中塑造的敲鍾人卡西莫多，成為影史不朽的經典。這個駝背、獨眼、耳聾的畸形者，在奎恩的演繹下，沒有淪為單純的丑角或悲情符號，而是成為兼具野性與溫柔、偏執與純粹的完整生命。奎恩從未將這次表演視為對自身形象的破壞，而是全身心沉浸在角色的命運軌跡中。這個形象之所以今天依然震撼人心，正是因為演員放棄了對“完美形象”的執念，選擇與角色的生命深度共振。

易烊千璽在劉春和這個角色的創作上，延續了電影表演藝術的優秀傳統——從影片開篇爬樓梯的第一個鏡頭起，他就把自己的身體當成劉春和生命的載體：佝僂的脊背承載著命運的重壓，含混的發音傾訴著內心的渴望，扭曲的步態丈量著生存的艱難，緊緊摳住扶手的手指凝聚著對尊嚴的堅守……如果把這些理解為刻意為之的“丑化”，不是淺薄便是無知。這樣的塑造實現了對一個“五慢症”患者日常生存狀態的真實還原，是演員將自身完全交付給角色的藝術勇氣。

相較於易烊千璽以往塑造的角色，劉春和的殘疾特征對表演提出了極致要求。《少年的你》中的劉北山，帶著青春期的叛逆與脆弱，其情感表達有著強烈的爆發力；《滿江紅》中的孫均，藏著江湖的隱忍與決絕，其魅力在於克制中的張力；《長津湖》中的伍萬裡，有著青年人的懵懂與成長，其表演貼近大眾對青春的認知。上述這些角色對易烊千璽來說，無論是性格把握，還是情感拿捏，都處在其作為角色同齡人可掌控的范疇。而到劉春和這個角色，易烊千璽不得不面對如何突破身體表達常規邏輯的問題。“五慢症”患者的肢體動作絕不能被當成是簡單的“不正常”，而應看到其自身生理節律與情感的關聯；其語言表達也不能單純理解成“口齒不清”，而應發現其思維與生理限制不斷糾纏的復雜交織。易烊千璽不僅精准復刻了“五慢症”患者的形體特征，更在拍攝期間每日承受身體的酸痛與疲憊，收工後需通過復健與筋膜放松緩解肌肉緊張。這種付出，超越了表演技巧的范疇，進入了表演藝術必備的生命體驗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