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痛失人口红利,真正拐点浮出?

在2010 年前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季节性“用工荒”现象的出现，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国内陆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富士康的悲剧和本田罢工事件则被认为加剧了这一进程。不少媒体报道，在“涨薪潮”下，珠三角的港台资企业纷纷另觅出路，例如搬迁至劳动力价格较低廉的地区和国家，或者引入机器设备以加快转型升级。尽管时不时出现的用工荒和薪资上涨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也仅仅意味着廉价劳动力作为一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并不意味着工人的薪资上涨到了“合理”的水平，更不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进入了短缺时代。

对于外资企业主抱怨的“涨薪潮”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我们不能仅看表象。数据显示，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从1993 年的49.5% 下降到2007 年的37%（表1）。这说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而在制造业领域，“最低工资标准”则被工人戏谑为“最高工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制造企业都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设定工人的基本工资，更不要说那些未按照相关法规支付工资的企业了。

相比于体现全体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社会平均工资，最低工资的变化更能反映制造业工人的薪资变化，而最低工资相对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在20 世纪90 年代初之后十几年里也呈下降趋势（表2）。以上海为例，该比例从1993 年的44.6% 下降到了2008 年的20.4%。十几年来两个比例的持续下降趋势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劳动报酬的增长跟不上经济的增长，制造业工人薪资的增长又远远跟不上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在涨薪的表象之下，工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并未真正提高。

表 1 1993—2007 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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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五城市最低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

关于劳动力市场是否进入短缺时代，则是另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在学界被称为“刘易斯拐点”之争。所谓“刘易斯拐点”，指的是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短缺的转折点。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 2008 年之后的十年，不管是全国农民工的总数量，还是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一直呈现出增长的态势（表3），十年间总量增长了6000 多万人。这说明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作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力供给库，远远还没有到枯竭的阶段。

表 3 2008—2017 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及年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