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痛失人口红利,真正拐点浮出?

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是青年劳动力的占比逐渐下降。换句话说，农民工的总体数量并没有减少，他们只是在逐渐变老。北京大学学者章铮把该现象解释为“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即青年劳动力短缺和中老年劳动力剩余并存的拐点。年轻的劳动力意味着更好的体力、视力，更高的身体灵敏度，可以忍受高强度或长时间的劳动，也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最受制造业资本的青睐。但在“最优劳动力”越发紧俏的情况下，放宽对劳动者的年龄和性别等要求，招募“次优劳动力”，成了许多企业主的无奈之选。

上述的各种矛盾和分歧将中国的全球代工生产模式推到了分水岭：制造企业认为中国正在失去作为“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工人逐渐觉醒的维权意识和频繁出现的劳资纠纷；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群体则愈发无法忍受微薄的薪资、超长的劳动时间和严苛的工厂制度；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意味着企业不仅过分依赖欧美市场和出口贸易，也无法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更大的收益。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似乎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早在2010 年之前，一些制造企业就已经开始了技术升级的尝试。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代表，汽车及其零配件制造企业是自动化和“机器换人”升级改造的排头兵。在我调研的案例中，个别企业自 2002 年起便开始使用工业机器人，到2009 年的时候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就已经相当普及。另有同行学者研究发现，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汽配企业在2010 年后加大了机器化和自动化的投入，主要原因是2010 年之后的工资集体协商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该项研究发现，实质性的工资集体协商为工人们争取到了较高的工资待遇，不仅远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每年工资涨幅均超过10%，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增长率。

即使是被誉为“代工之王”的富士康，推动“机器换人”的步伐也不落人后。“连环跳”事件发生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于次年 7 月宣布了一项“百万机器人计划”——在三年内用 100 万台工业机器人代替工人。而当时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工人数量大约也是100 万。然而，夸下这个海口的不可思议之处并不在于机器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精细的电子加工流程并全面替代工人，而是当年全球的工业机器人供应量仅有16 万台。

尽管“百万机器人计划”在引入机器人的数量上可能存在夸张成分，但“机器换人”的策略在富士康早有先兆，“连环跳”事件无疑加快了这一步伐。有媒体报道，富士康早在2000 年就开始使用ABB 的机器人进行工件打磨作业；2007 年，富士康的自动化机器人事业处在深圳成立，专职研发工业机器人；2009 年，一些携带摄像头的机器人可以在手机上进行精细的拧螺丝操作；2010 年，富士康自行研发的机器人FOXBOT 在山西晋城批量制造，并且陆续投入iPhone 和iPad 的生产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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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制造业正式进入“机器换人”的加速期。国务院分别在2015 年和2016 年推出了“中国制造 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 两大战略。根据《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规划，中国将在2025 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着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到2035 年，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智能制造被视为未来二十年中国制造的主攻方向。其中，包括工业机器人、自动化高档数控机床等智能装备及智能生产线的研发被列为重点发展领域。该规划预计在十年内，将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培育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导产业，并且建立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成为世界领先的机器人研发、制造及系统集成中心。

在明确的国家政策导向和产业内部的升级转型需求驱动之下，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大工业重地率先开始了以“机器换人” 为特征的生产自动化和信息化升级改造。中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和机器人密度增速最快的国家。自2013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销售市场，每年新增安装量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国家。机器人密度于2022 年达到了392 台/ 万人（表4），首次超过了美国。由于机器人安装总量和机器人密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自动化水平和先进制造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由以上数据可见，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十年正在快速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正在超越“世界工厂”模式，以“机器红利” 取代先前的“人口红利”，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代替“人海战术”。在新技术升级的趋势下，劳动者将面临怎样的处境和挑战是本书关注的问题。

表4 2013—2023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年安装量和机器人密度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