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福苑灭火后24小时:哭声很轻,守着废墟的人没有走

我赶到设在一个社区体育馆内的居民中心，那里的志愿者人数比我想象中多。我所在的志愿者组织来了一百多人，被分成至少五六组，每组二十人，一半以上是学生，还有一些是通过 “高才优才” 计划来港的 “港漂” 中年。

现场并不混乱，每个小组都有事先指定的小组长带队，我们组被安排在体育馆角落 “候场”。工作任务很简单，主要是分装和发放盒饭。需要帮忙的时候不多，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待命。

我在那里呆了三小时，由于义工人手充足，我就离开了。在援助现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救灾物资的充足程度。从基督教、青年协会到各个学校，香港社会各界源源不断地向大埔墟送来了各种食品、衣物等灾民必需品。我听同学说，很多市民自发将整箱整箱的物资直接堆放在楼外的空地上。

需要帮助的多是住在公屋的香港本地老人。大埔墟地价相对便宜，居住在这的多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市民，这里楼龄高、密度大，是典型的旧区。我感受到这背后深刻的贫富差距问题——那些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反而生活在最不安全的居住环境中。

作者手记

28 日下午，我从罗湖口岸通关赶到香港大埔墟的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大埔墟地铁站离罗湖口岸只有 4 站。宏福苑距离大埔墟 1 公里左右，是大埔区人流最密集的社区之一。

从大埔墟地铁站出来没多远，很快就能清楚看到那片被烈火烧得黢黑的建筑骨架。我离它越近，脚步和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从大埔墟地铁到宏福苑的路上，我经过一栋使用竹棚作为外墙维修支撑的大楼。大埔墟附近的住宅楼层普遍很高，当我到达一个设立在广福村的救援物资集散地时，发现四周居民楼的楼层都在 20 层左右。

从广福商场二楼的阳台向下看，正对着广福村的广场。不同的营帐、聚集的人群、广告牌、手持喇叭与吆喝起伏。一位 50 多岁的女士一个人坐在广场的石凳上。每当有义工路过，也识别到了她的身份，会握着她的手安慰说 “辛苦了”。她则一次次回应着那些安慰者：“多谢，有心”。

看得出，她在努力让自己的表达冷静得体。但当义工走后，她背过身去，肩膀开始颤抖。我听见了一种被极力压抑的、细碎的呜咽。她告诉我，家人刚去送一些来探望的亲戚去搭车，她留在原地等他们回来。当被问及她是不是宏福苑成功逃生的住户，她抬起头，眼睛红肿地回答：“我不是，但我儿媳走了。”

她一直望着那片楼宇，她住了 40 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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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准备好的所有问题都问不出来，出发之前我曾请教一位曾经参与过汶川地震报道的记者前辈，对方给我的建议是 “少说，多听多记，记得讲广东话”。此刻的倾听和陪伴，可能更胜于追问。

F 先生是另一位我在广福商场里遇到的灾民。跟一些灾民不同，他没有选择去住政府安排的用来临时避难中转的酒店，他把一张床铺摆在商场过道。F 先生蹲坐在地砖上，凳子当饭桌。

我在他的床铺旁坐下。他把帽檐压得很低，但我看到他鬓角的白发。开始他的神色还比较轻松，直到我们聊起大火时他人在哪里。F 先生摆摆手，“唔了，费事又要哭。”

他的盒饭冷掉了都没能吃完。时不时就有志愿者和社区员工来问询需求，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拒绝对方的好意。

“要唔要登记搬去住两个星期酒店？” 有义工问 F 先生。

“唔使啦，男人老狗，唔会瓜老衬（粤语里 “死亡” 的戏谑用词）。到时又要搬。” 他说自己不想住亲戚家里，也不想住临时房屋。

26 日起火时，他刚好临时下楼买饭，身上只带了钥匙和 100 元。

尽管只住了一晚，但他已经摸清了广福商场的夜晚节奏：对面的万宁大概会在晚上 11 点来卸货，三楼过道主要是广福村社区的一群婆婆住——因为离宏福苑比较近，广福村也有居民出来避险，部分楼宇 28 日傍晚才解封。

他带我走了一遍三楼，试图帮我找到更多宏福苑的受灾居民。但上楼后，他很快意识到，昨晚打地铺的人都不会回来了。晚上 10 点，义工们开始在商场里将没有人住的床铺物资整箱打包。

“他们都解封回家了。今晚估计就只剩我和隔壁铺的阿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