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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歲開始,我為父親彌補1937年以後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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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志強和女兒常小梅在家祭中向當年遇難的親人獻花 新華社發

父親總是一個人拎著包出門。他去哪裡,做了什麼?最早,家人很少會問,即便問了,他也不會說。隨著年紀變大,這樣的外出令家人不安。在90多歲時,他曾暈倒在路邊,路過的好心人報警。


後來,小女兒常小梅知道,父親總是去往紀念館,遇到父親突然長時間離開家,她總是先打電話給紀念館。

紀念館有父親的另一個精神世界,在那裡,他可以回到9歲或許更早。彼時,他還有父母、四個弟弟、一個姐姐,他還不是孤兒,也還不叫常志強。

父親常去的紀念館,全名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在常小梅的童年回憶裡,父女很少聊天,並不親近。孩子喜歡熱鬧、快樂,而父親很少會笑。

父親在工廠裡管理設備,回家時間不固定,總會比一般人更晚。記憶中,飯桌上時而不見父親,多是母親為他單獨備好了飯菜。回到家,父親也常待在臥室裡,趴在圖板上,畫工廠裡的機械圖。

不管孩子多小,父親也總把他們當成大人。家裡有四個孩子,每到星期天,父親就給孩子們安排家務勞動,都得幹活,幹完了才能一家子去公園玩。放假時,父親又常帶回來書,高爾基的書、普希金的詩、雷鋒的故事……過一陣子,他會問問孩子們的閱讀情況。

有一天,不愛笑的父親尤為消沉,回了家,飯也沒有吃,徑直回到房間躺下。母親說,是工廠裡辦了活動,父親講了他家人被殺害的事。



▲常志強在“哭牆”前撫摸爺爺的名字 受訪者供圖

這件事在家裡是個禁忌。父母下班比學校放學晚,常小梅從小就獨自從學校回家,不用人接送。暴雨天,別的孩子都有老人送傘,她冒著雨抱著書包跑回家。她哭著問母親,為什麼自己沒有爺爺、奶奶。母親說,爺爺、奶奶被日本兵殺了,“你爸爸回家後,不要提起這件事,不要讓你爸爸傷心”。

父親退休前幾年,常小梅結婚離開了父母家,周末才回家,父女交流就更少了。她結婚前一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放。她所在的單位組織了一次參觀,她記得紀念館內有個“萬人坑”,有些骷髏白骨,“挺陰森的,比較害怕”。對於爺爺、奶奶,她仍只知道是“被日本兵殺了”,不知道這件事有關南京大屠殺。

她已經不記得具體是什麼契機,她得知父親是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她猜測應該是在報紙上看到過。她依然沒有問父親,具體發生了什麼,“媽媽很早就說過,不要提這件事。”



2014年,父親主動向家人們提起,南京大屠殺有了國家公祭,讓更多人能了解南京大屠殺。在他心裡,這是給死難者最大的慰藉。



張玉彪耗費十年時間,繪制了南京大屠殺系列作品。作品始於2007年,他接觸的第一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就是常志強。10年後,女兒常小梅才知道這件事。她陪同父親參加讀書會,張玉彪卻不知她是誰,“之前我父親所有的(活動)都是一個人,人家不認識我。”

父親的家中常有人來拜訪。2014年,來訪者中有一名日本人,名為松岡環。松岡環向常小梅提起,次日有幸存者聯誼會,也邀請她陪同父親。

聯誼會在飯店,剛出電梯門,記者圍了上來。在此之前她從沒經歷過這樣的情況,也沒想過會有記者。她要往後退,父親轉過身抓住了她的手,望著她說:“你不要走啊。”

她想,父親老了。此後活動中,父親身邊多了她。這一年,常小梅54歲,父親86歲。



▲常志強懷抱鮮花參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2017年清明祭儀式” 據視覺中國

終於有一次,常小梅陪同父親去往紀念館,他帶她去看了新的雕塑。父親的聲音有些低,話依然很少。面前的雕塑叫《最後一滴奶》,一名女性倒在血泊中,一個幼童仍在吮吸乳汁。他說:“這是你奶奶,這是你小叔叔。”旁邊,還有一個摔坐在地、張著嘴哭泣的兒童,他說:“坐在這邊哭的是我,9歲。”兩人沉默了。常小梅忍住淚水,她什麼也沒問,雕像已經說明了一切。

接著,父親又帶她去了“哭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名單牆。常小梅問:“這個牆上是有我們家親人嗎?”他說是的,指著挨在一起的名字,“這是你爺爺,你奶奶,我的弟弟。”不過這些名字的姓氏都是戴,奶奶沿舊俗也被記作戴張氏。

在紀錄片《南京》的電影活動中,導演、父親都上台講話,期間放映了一小段父親在電影中的片段。

這部電影在聖丹斯電影節獲得了最佳紀錄片剪輯獎,2007年曾在中國上映,也被認為幫助西方了解了南京大屠殺、引起大洋彼岸轟動。

作為女兒,常小梅和其他人一樣,是通過屏幕才看到父親講起他的記憶。



在電影裡,父親出現的畫面,會標注“常志強”和“1937年時9歲”,是他對著鏡頭說著當時自己昏倒又醒來後看到的場景。媽媽、弟弟都被刺刀捅刺,“媽媽看著我眼淚直掉,媽媽不能講話,她看著我,嘴唇在動但是講不出來。”他替媽媽尋找最小的弟弟,“地上全是死人,地上的血,踩得腳底都發黏了。”

“我母親刀傷還在冒血泡泡,我弟弟也不懂事,拼命在吃奶,血泡泡在動。我就趕快上去,說:‘你堅持一會兒,會好的,媽媽我給你捂著。’”“可我媽媽不能講話,眼淚一直掉,掉著掉著,倒過去了,眼睛就不再睜開。我曉得我媽媽可能死了。”

這場屠殺中,常志強失去了他的父親、母親、四個弟弟。幸存的姐姐也死於幾年後的細菌戰,他成了孤兒。


2017年,常小梅開始為父親寫書,她找出來這段內容,又仔細看了一遍。通過公開資料、向他人詢問,拼湊出了父親的過去。





▲2018年4月4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家族影像展,常志強留下的紅手印及親筆簽名 據視覺中國

父親本叫戴政民,小名大龍。多年後,為了工作,他陰差陽錯使用了現在的名字常志強,沒再改回原名。

父親說,1997年他曾給紀念館寫信、提交材料,“他們不是不承認(南京大屠殺)嗎?我活著,這就是見證。”2004年,他獲得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書。

紀念館方面告訴常小梅,2005年,父親常志強曾去往日本幾個城市進行證言集會與和平交流,他每次都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聲淚俱下。一次集會還受到了右翼勢力幹擾,會場外圍被高分貝喇叭巡回幹擾恐嚇。

2006年,常志強參與電影紀錄片《南京》拍攝。導演後來在采訪中提到,在常志強講述的過程中,翻譯哭得非常厲害,翻譯之後,導演開始哭泣。他把目光投向攝影師,攝影師也在哭泣:“這是我此生聽到的最為震撼的故事。”在電影裡,父親也在哭,他用一塊手帕捂住了臉。



另一次拍攝中,常小梅與父親在長幹橋上休息。1937年12月12日,由於戒嚴,逃難的父親一家暫住在王府園,計劃次日離開。距離王府園兩三公裡遠,日軍爬上了南京城南中華門的城牆。13日,南京淪陷。

在長幹橋上,常小梅看著中華門的城牆,終於問了父親。她問:“爸爸、媽媽被日軍殺害後,你會每天都哭嗎?”父親說:“哭,每天都在哭。白天想到父母在世時的那種快樂、幸福,也會哭。晚上在被子裡面哭。”她問:“那你在太太(奶奶)和太奶奶面前哭不哭?”他說:“不哭。”


斬釘截鐵的回答,常小梅又問不下去了,她想哭。她不知道父親怎麼能在9歲就做到“不哭”。

她又問起父親如何維持生計,會不會很擔心,有沒有碰到過壞人。父親講起獨自上紫金山撿松果、背柴火。老人囑咐,山上有蛇,要小心,不要打蛇。他還會去販米,等到下市時再買菜。

她覺得自己明白了兩件事。一件是,父親為什麼很少會笑。“他遭遇了那種創傷,面對生活的艱辛,他有快樂嗎?這個笑從何而來呢?”

另一件是,她想讓父親快樂。

她開始代替父親參加活動,“別再讓他講了,讓我來講。”她為父親寫完了那本書,名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常志強的生活史》。但給父親看時,她跳過了那段屠殺回憶,只讓他看了後半段,關於老年生活。



▲常志強的畫署名“大龍” 紅星新聞記者陳馨懿 攝

周末,常小梅哄著父親嘗試剪紙、畫畫、背詩、唱歌,只要能讓父親高興。最開始畫畫時,她讓父親署名,父親卻始終不願意寫“常志強”。最後,他寫的名字是“大龍”,他的小名。

漸漸地,父親的記憶力開始出現差錯。有時,父親會說起自己的奶奶還活著。

有時,他又像往常一樣,拎著包獨自出了門,又不肯用手機,讓常小梅四處尋找。他往往是去兩個地方,一處是紀念館,以至於常小梅總是先打電話詢問紀念館父親在不在。

另一處是夫子廟。大屠殺發生前,爺爺在夫子廟開了個商鋪,常志強考入了當時的夫子廟小學。在夫子廟內,父親還記得,同學們集中到大禮堂,拍手唱歌。常小梅記得,父親回憶時,“臉上是快樂的,那種孩子一樣的笑、童真的東西。”





2022年,紀念館裡的幸存者照片牆上,父親的照片熄燈,他享年94歲。常小梅心裡空了:“我們曾經做過約定,他要活到100歲,我給他買一個很大的蛋糕。”

這幾年,作為幸存者的女兒、歷史記憶傳承人,她依然在傳播父親的故事、南京大屠殺的歷史。

今年,在一所小學,她應邀給孩子們講課。演講結束後,她看到有孩子有些嬉鬧,突然有點難過,“心裡這個坎過不去”。



▲4月4日,常小梅將寫給父親的一封信投入“時光信箱” 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據視覺中國

流程早已結束,她又走上了講台說,這座雕塑上、這個孩子當年和你們一樣大,他曾經特別幸福。但因為戰爭,他目睹了自己的親人瞬間倒下。她說著說著,自己先哭了,哽咽,淚流滿面。“我想,如果沒有戰爭,他不是和他們一樣,坐在這樣的地方,挺幸福的,對不對?”

“講他的苦難,我感到他的痛苦。我也會想起我的痛苦,我想起父親總是少有笑臉。有時我會失控,它會勾起很多童年的東西,遺憾、缺失是很多的。”

在給父親寫書時,她加了這樣的內容:從未見過的爺爺奶奶、很少會笑的父親,大屠殺留下的代際創傷。“很多人不知道,這種傷害是持續的。屠殺不只是幸存者(經歷的時候)受傷害,這件事就結束了。”

在父親離世後,她還是有很多想知道的事,當時他那麼小,到底是怎麼堅持下來、長大,逐漸成為一位丈夫和父親。她此前一直沒有問,在記錄和不讓父親難過之間,她總是選擇後者。就像童年時,母親一次次囑咐她:“不要讓你爸爸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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