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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歲開始,我為父親彌補1937年以後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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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4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家族影像展,常志強留下的紅手印及親筆簽名 據視覺中國


父親本叫戴政民,小名大龍。多年後,為了工作,他陰差陽錯使用了現在的名字常志強,沒再改回原名。

父親說,1997年他曾給紀念館寫信、提交材料,“他們不是不承認(南京大屠殺)嗎?我活著,這就是見證。”2004年,他獲得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書。


紀念館方面告訴常小梅,2005年,父親常志強曾去往日本幾個城市進行證言集會與和平交流,他每次都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聲淚俱下。一次集會還受到了右翼勢力幹擾,會場外圍被高分貝喇叭巡回幹擾恐嚇。

2006年,常志強參與電影紀錄片《南京》拍攝。導演後來在采訪中提到,在常志強講述的過程中,翻譯哭得非常厲害,翻譯之後,導演開始哭泣。他把目光投向攝影師,攝影師也在哭泣:“這是我此生聽到的最為震撼的故事。”在電影裡,父親也在哭,他用一塊手帕捂住了臉。



另一次拍攝中,常小梅與父親在長幹橋上休息。1937年12月12日,由於戒嚴,逃難的父親一家暫住在王府園,計劃次日離開。距離王府園兩三公裡遠,日軍爬上了南京城南中華門的城牆。13日,南京淪陷。

在長幹橋上,常小梅看著中華門的城牆,終於問了父親。她問:“爸爸、媽媽被日軍殺害後,你會每天都哭嗎?”父親說:“哭,每天都在哭。白天想到父母在世時的那種快樂、幸福,也會哭。晚上在被子裡面哭。”她問:“那你在太太(奶奶)和太奶奶面前哭不哭?”他說:“不哭。”

斬釘截鐵的回答,常小梅又問不下去了,她想哭。她不知道父親怎麼能在9歲就做到“不哭”。

她又問起父親如何維持生計,會不會很擔心,有沒有碰到過壞人。父親講起獨自上紫金山撿松果、背柴火。老人囑咐,山上有蛇,要小心,不要打蛇。他還會去販米,等到下市時再買菜。


她覺得自己明白了兩件事。一件是,父親為什麼很少會笑。“他遭遇了那種創傷,面對生活的艱辛,他有快樂嗎?這個笑從何而來呢?”

另一件是,她想讓父親快樂。

她開始代替父親參加活動,“別再讓他講了,讓我來講。”她為父親寫完了那本書,名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常志強的生活史》。但給父親看時,她跳過了那段屠殺回憶,只讓他看了後半段,關於老年生活。




▲常志強的畫署名“大龍” 紅星新聞記者陳馨懿 攝

周末,常小梅哄著父親嘗試剪紙、畫畫、背詩、唱歌,只要能讓父親高興。最開始畫畫時,她讓父親署名,父親卻始終不願意寫“常志強”。最後,他寫的名字是“大龍”,他的小名。

漸漸地,父親的記憶力開始出現差錯。有時,父親會說起自己的奶奶還活著。

有時,他又像往常一樣,拎著包獨自出了門,又不肯用手機,讓常小梅四處尋找。他往往是去兩個地方,一處是紀念館,以至於常小梅總是先打電話詢問紀念館父親在不在。

另一處是夫子廟。大屠殺發生前,爺爺在夫子廟開了個商鋪,常志強考入了當時的夫子廟小學。在夫子廟內,父親還記得,同學們集中到大禮堂,拍手唱歌。常小梅記得,父親回憶時,“臉上是快樂的,那種孩子一樣的笑、童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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