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代牛马步入中年 40岁的中国正在整体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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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前，也有人把80后的状态称为三明治，即上有老、下有小。

大部分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普遍面临4-2-1或4-2-2的家庭结构压力，之前的70后或更早一代人，兄弟姐妹较多，通常可以通过兄妹分担共同赡养老人。而到了80后这一代，赡养重担几乎完全落在了夫妻双方肩上，且两个人要同时面对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7岁提升到了2023年的78岁左右。虽然人均寿命的延长是一种社会进步，但对这一代独生子女而言，也意味着赡养老人的时间更长，压力更大。80后面临着比前几代人更为严峻的养老压力。

如果80后有两个孩子，家庭负担就要更多了一层。

他们的孩子多数正在上中小学，随着各类补习班、兴趣班费用攀升，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竞争加剧，父母往往不得不将更多的财富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尤其是在大城市，这种家庭教育支出的压力更加明显。

作为劳动力主体的80后，在职场和生活的双重夹击之中，步入到四十年的中年，也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也在遭遇自身的中年危机。

而更年轻一代，比80后的人口总规模要小得多。前述《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显示，中国0-15岁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从1985年至2023年，作为未来的后备劳动力，中国0-15岁人口占非退休人口的比例，从38.61%下降至22.71%，意味着无法填补80后一代的人口真空。

劳动力红利的消失，首先拖累的是经济增长。

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年轻、廉价且充满活力的劳动力。但随着劳动力平均年龄接近40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隔壁的日本就是明证。

日本的劳动人口在1990年达到8704万人的顶峰后便开始减少，到2019年已降至7551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减少。此间，日本的经济增速从1970年代的年均9%以上，下滑到1990年代以后的1%左右。如今，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经常维持在0%到1%之间。尽管尝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效率，但生产率增长缓慢，2019年的劳动生产率排名位于OECD国家中的第26位。

经济增速放缓之后，消费将是倒下的第二张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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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压力大增的背景下，80后面临高房贷压力、子女教育开支、赡养老人需求等问题，进一步限制消费意愿。不仅茅台卖不动，核桃没人盘，冰岛普洱没人收了，包括房子、大家电、珠宝首饰等奢侈品的消费都会疲软。

韩国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仅为0.78。韩国实际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逐年放缓，奢侈品高端消费市场逐步转向国外游客本地购买，韩国本地年轻消费者选择节约性消费，许多人放弃房屋购买、减少外出消费，甚至不再考虑结婚。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降低几乎同时发生，好特卖、蜜雪冰城、名创优品等廉价品牌的风行，始祖鸟、大鹅卖不过骆驼、360，星巴克眼睁睁看着人们都跑到瑞幸、库迪，人们对性价比的追求越来越极致。

经济下行和消费疲软，最终会形成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瓶颈。

巴西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人口红利期，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随着劳动力红利的消失，巴西经济对出口商品如铁矿石、大豆和原油的依赖过高，制造业占比始终未能超过14%，虽然有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这样少数高科技公司，但国家整体未能及时转向高附加值制造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国的基础比巴西要好一些，虽然中国的人均 GDP 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但已经形成了较强大的财富积累和工业基础，且劳动力素质远高于巴西，前述报告指出，从1985到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14年上升到了11.03年。

主力人口走向中年，也会给社会结构带来压力。

中国的中年主体劳动人口正处于家庭养育和赡养的双重夹击之中，“人口倒三角”结构让中年劳动者压力剧增。中年群体不仅要供养高龄父母，还需面对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家庭结构问题，这是未富先老的典型表现。

若没有有效的养老体系，家庭结构压力会进一步转化为社会问题，导致中产阶级陷入困境，甚至出现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里的那血腥的一幕幕。

代际的冲突也会越来越明显。

年轻人追求工作生活平衡，更多人选择不婚、不育，与中年群体传统的奋斗观形成对立。反过来，中年群体可能认为年轻人不够努力，缺乏社会责任感。这种代际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可能在社会深层次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