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加拿大,在时代拐点前的选择

如果要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中寻找一个中产样本，他的经历不算特殊，却胜在足够完整，因为恰好跨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更好的年代；另一个阶段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努力本身并不如选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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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符达来说，湘潭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小学、中学、本科，他几乎把整个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在湘潭大学读书的那几年，他的成绩并不算突出。但他很爱踢足球。从小学开始，足球几乎贯穿了他的成长过程。训练、比赛、输赢、受伤，这些身体经验塑造了他对竞争的理解。爱踢球会踢球，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优势，在一个强调成绩和排名的环境里，体育注定只是点缀。

本科毕业前，他其实已经通过了推荐，有机会去中南大学继续读研。

但他是犹豫的。他隐约感到，如果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生会被提前锁死，以后的路可以一眼望到头。

他说，当时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念头是：得离开这里。

他开始认真考虑出国读书的可能性。

最初的目标是美国。可惜，那年有911。那一批申请美国的学生，几乎全军覆没。

短暂的犹豫之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加拿大，并被渥太华大学顺利录取。

后来到了渥太华，他发现很多同学都是来自清北等国内名校。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会被选中？导师告诉他两个理由。第一，他从小踢球、爱运动，而这位教授也是运动员出身，对这种身体和性格上的韧劲格外看重。第二，在电话面试时，他的英语表达流畅，反应也很快，让教授相信这个学生虽然出身普通学校，但理解能力和适应能力够强，很快就能追上课程进度。于是，不仅录取了，还给了他奖学金、助研和助教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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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湘潭时，是2001年的冬天。

他从浦东机场出发。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国际出发口，第一次真正的远行。

飞机起飞后，他贴着舷窗向下看，夜色里的上海铺展开来，灯光密集，浦东和陆家嘴的轮廓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那一刻，他并没有太多离愁别绪，只是直观地感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来得很快。

飞机先落在温哥华，再转机去渥太华。在温哥华飞往渥太华的航班上，他遇到了一位芬兰裔的加拿大人。对方穿着普通，谈吐温和，很自然地和他聊起了学校、天气、生活琐事。聊了一阵，他才知道，对方在加拿大体育系统里任职，是奥委会相关的官员。当时，他想，这是个“挺大的官”。

一路上，那位先生给他介绍渥太华的冬天、雪有多厚、第一次租房要注意什么，还反复确认他落地后有没有人来接。下飞机后，接机的人因为交通原因晚到，那位先生便陪着他在机场等，一直等到熟人出现，才离开。临走前，他买了一杯热咖啡递给他，在一张纸上写下电话号码，说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联系。

这是他对加拿大的第一个具体记忆。

不是制度，不是福利，而是一杯在寒冬里递过来的热咖啡。那种不带目的的关照，对一个刚离开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冲击力可想而知。

渥太华的机场很小，比他想象中的要小得多，甚至连长沙黄花机场都不如。城市从空中看下去，低矮而稀疏，几乎没有高楼。那种密集、明亮、向上生长的景象，突然消失了。他有点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