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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精災難",近200名新生兒極大概率患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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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沒有一部統一法律限制單一捐精者在跨國范圍內孕育子女的數量。只要符合各輸入國的法規,精子就可以作為一種特殊商品自由交易。ESB等商業精子庫會根據市場需求,將精液冷凍後出口到有需要的診所。其中利潤驅動可見一斑。據報道,為確保遺傳多樣性,有的精子銀行推出“限量版”供精者——承諾只供一個家庭使用,但價格高達3.9萬歐元(約合人民幣(专题)32萬元);相反,沒有家庭數量上限的精子套餐價格僅6000歐元左右。巨額利潤之下,精子庫有動力盡可能擴大單個捐精者的使用范圍,尤其是在法律灰色地帶。


“凱爾事件”正是上述體系弊端的集中體現。一方面,精子跨境流通導致各國監管脫節:7069號捐精者在丹麥國內雖有捐獻指導上限,但他的精子出口到其他國家時不受丹麥法律約束。而接收國診所往往各自為政,缺乏信息互通,難以及時發現同一個外國供精者已在別處被廣泛使用。

比如,比利時法律雖然規定每名供精者在本國最多可供6個家庭使用,但如果接受者來自其他國家,則不在此限。事實上,凱爾的精液經由比利時的多家診所,共使38名女性懷孕,誕下53名子女,遠超上限。一些接受者來自法國德國等鄰國。西班牙的情況也類似,其法律限制每位捐精者最多誕下10個孩子,西班牙利用該丹麥供精者孕育的35名孩子中,確實也只有10名屬於西班牙本國家庭,其余25名兒童的母親則是在西班牙接受治療的外國人。跨境就醫情況的存在,讓單一國家的監管體系陷入完全失靈。


另一方面,精子銀行和診所對供精者過度使用的問題也浮出水面。在利益驅動下,有些商業機構並未嚴格遵守哪怕是所在地的指導上限。凱爾在丹麥供精期間,本國衛生部門建議最多25個家庭使用,但他最終在丹麥促成了33個家庭中的49個孩子的誕生。盡管丹麥官方解釋當時規定只是“非強制性建議”,但如此寬松的態度無疑埋下隱患。

比利時方面更出現了明知違規卻繼續操作的情況:調查顯示,早在十二三年前,丹麥精子大量湧入比利時時就超出了6個家庭的法定紅線,卻未見有關機構及時介入叫停。事實上,直到2023年基因突變事件曝光,比利時才匆忙啟動針對精子行業的官方調查。換言之,跨國精子交易帶來的“監管窪地”,讓一家精子庫得以繞開零散的國家規定,將同一供精者“物盡其用”。正如有專家指出的,近年來歐洲各地的診所日益依賴這些大型精子庫的國際供應,而缺乏統一追蹤體系,一旦某位捐精者出現問題,要追溯上百個跨國家庭無異於大海撈針。

基因篩查盲區與倫理失守


“凱爾事件”暴露出歐洲輔助生殖領域多個層面的漏洞和風險。首先是醫學篩查的局限。按照行業慣例,精子庫會對捐精者進行體檢和常規遺傳疾病篩查。然而“常規”往往只涵蓋已知的、高發的遺傳病基因,例如囊性纖維化、地中海貧血等,但對於罕見甚至醫學尚未記錄的新突變,則鞭長莫及。正如歐洲腫瘤研究所克萊爾·特恩布爾教授所言,此次事件是兩個極罕見事件巧合疊加的產物:“一方面,這名捐贈者的精子帶有極其罕見的高危突變基因;另一方面,他的精子又恰恰被用於異常龐大的受眾群體。”

反思之下,這起事件也暴露出精子庫篩查存在“漏檢盲區”。倘若僅滿足於基本項目檢測,一些深藏的隱患可能被忽視。而在現代科技條件下,是否應對供精者開展更深入的基因測序以杜絕此類風險,引發醫學倫理層面的辯論。最早掀開“凱爾事件”悲劇蓋子的卡斯珀博士也明確表示,出於成本、有效性和隱私風險的考慮,她並不主張對所有捐精者進行全基因組測序,但當前的案例顯示“異常的遺傳疾病傳播”並非不可能發生。在避免過度檢測與防范罕見風險間取得平衡,將是未來輔助生殖醫學領域的一大課題。


其次,匿名制和信息滯後加劇了風險蔓延。由於多數歐洲國家堅持捐精匿名,精子庫和診所往往不會主動聯系已生育的家庭告知同源風險,除非遇到重大醫療問題。而此次從發現問題到大范圍通知受影響家庭,耗時竟長達近兩年。法國受害者塞琳娜就是直到2025年年中才接到診所來電,被告知孩子可能帶有致癌基因。院方解釋說,他們在兩年前更換電腦系統時丟失了她的聯系信息,直到近期才找到。這意味著,塞琳娜的女兒比其他國家的一些同父異母孩子晚了一年多才開始接受篩查和預防性監測。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起悲劇中,倫理與責任的界限模糊。供精者、精子庫、診所乃至監管機構,各方在這場悲劇中的責任如何劃分?從法律上看,捐精者本人似乎無過錯,因為他對自己的基因缺陷並不知情。然而道義上,一位男性在各國留下近200個孩子,本身也引發倫理爭議。如此龐大的同父異母群體未來可能面臨身份認同、近親相遇等復雜問題。

在此前一樁引人注目的案例中,荷蘭男子喬納森·梅傑因通過不同國家診所捐精育有超過550名子女而被法院緊急禁止捐精,其行為被批為對子女福祉和公共利益的漠視。荷蘭法官指出,如此“海量式”捐精嚴重增加了亂倫風險,也讓這些孩子將來難以處理與數百名手足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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