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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取消統考,家長坐不住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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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考取消了。”吳小怡說。


吳小怡是山東青島的一名高二學生,原本將在2月初參加期末統考。所謂統考,是指區域性統一考試,即全市或全區范圍內統一命題、閱卷、排名。1月5日中午,吳小怡所在學校剛下發統考的考場安排,當天下午通知取消統考。“期末考試仍會使用原定的統考試卷,但只在校內閱卷,不再進行全市排名。”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中小學統考的調整,是對教育部新政的直接響應。2025年12月,教育部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日常考試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減少日常考試頻次,嚴禁面向小學各年級及初高中非畢業年級組織區域性或跨校考試。隨後,四川成都、福建廈門等地陸續宣布取消初三、高三年級以外的統考。因此,《通知》被不少民眾稱為“最嚴禁考令”。


統考取消後,吳小怡卻並未感到輕松。“不知道自己在全市的排名,面對高考,我心裡反而更沒底了。”她說。這樣的擔憂並非個例。不少學生和家長認為,在中高考“指揮棒”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取消統考難以真正起到減負作用。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王烽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在過去“唯分數”“唯升學”的評價導向下,中小學生長期承受過重壓力,此次改革針對考試“對症下藥”,旨在倒逼學生評價方式的轉變。



2024年10月28日,北京,學生們在放學後一起玩耍。圖/視覺中國

“變味”的統考

白露是廣州市一所公立初中的初二英語教師。1月12日,她收到通知,原定於1月22日至23日進行的全區統考取消,由於來不及自主命題,學校期末考試仍沿用原定統考試卷,但全區不再組織統一閱卷,考試時間也推遲至1月26日至27日。

根據學校要求,白露只告訴學生考試延期,並未明確告知取消統考。1月14日,廣州市教育局相關負責人對媒體透露,廣州嚴禁面向非畢業年級組織任何形式的區域性、跨校統一考試或變相統一考試。白露了解到,包括廣州在內,廣東省多地已明確取消非畢業年級統考。

目前,多地高中非畢業年級的統考安排尚未最終確定,在部分已完成初中和小學期末考試的地區,“嚴禁統考”的執行情況並不一致。西南某市一位初中教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接到取消統考的通知後,他所在的區依舊組織了統考。

北方某市一位公立小學教師劉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所在的區六年級學生1月15日完成期末考試,考試名稱改為“學業質量抽測”,在原來統考試卷的基礎上,學校替換了其中5分的題目。此外,區裡還會抽取三到五成試卷統一閱卷,並將平均分反饋給學校。

“統考最初設立,是為了監測區域內的辦學質量,但在過去的實踐中,統考的排名被過度重視,學情診斷功能被弱化了。”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木洲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劉然認為,統考與分數排名、考核獎懲等掛鉤後,這把原本用來衡量教學質量的“尺子”,逐漸變了味。

白露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此前每學期的全區統考結束後,不會公布具體名次,而是將學生的成績劃分為10多個等級。但每逢新學期,教師會收到上學期的班級統考平均分,校領導也會依據平均分的排名變化,對教師進行獎懲。教師也會將考核壓力傳遞給學生。劉然觀察到,每次統考前,為了提升成績,不少教師會擠占非考試科目的課時,甚至設法押題、透題。“小學生都如臨高考,陷入‘內卷式’競爭,師生身心俱疲。”她說。

“取消統考,是為了遏制學校間的比拼。”王烽介紹,過去各地以統考成績為依據,教育局對學校排名,各方過度依賴分數這一單一指標,將學生越“捆”越緊,導致中小學生壓力過重,多年以來,這些問題都未得到有效解決。



事實上,這並非教育部首次對中小學生考試問題出手。2021年8月,教育部發布的《關於加強義務教育學校考試管理的通知》提出,各地不得組織面向小學和初中非畢業年級的區域性或跨校考試。然而,多位受訪教師回憶,當時,他們所在地區的統考依然照常進行,去年12月末開始的這輪調整,是他們經歷的首次大范圍統考取消。王烽指出,《通知》在內容上與以往政策大致相似,但實施力度更強,進一步強化了責任落實。

考前兩個月“開盲盒”?


對於取消統考,不同學生和家長反應不一。白露觀察到,當前家長群體在看待考試問題上呈現出明顯分化:一部分家長崇尚“快樂教育”,認為取消統考有助於減輕孩子的壓力;另一部分家長擔憂,當前社會環境還不能支撐“快樂教育”的落地,大多數孩子仍需通過考試成績爭取優質教育資源。

家住北京的張小利就屬於後一類家長。他有兩個孩子,分別就讀小學五年級和高二。統考取消後,他的心情頗為復雜。“有排名時會焦慮,沒有排名又難以判斷孩子的真實水平。”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通知》規定,初中每學期可組織一次期中考試和一次期末考試,如果這一要求被嚴格執行,在中考之前,初中學生三年最多只能經歷11次考試。取消統考,可能讓學生在不充分了解自身水平的情況下,走入中高考考場,相當於在人生重要節點“開盲盒”。

在四川日報主辦的網絡問政平台“問政四川”上,不少家長提出保留高中統考的請求,認為“不了解孩子在全市的排名,根本無法應對高考”。對此,成都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回應稱,學校不再受統考統一安排的限制,將有助於根據自身學情把握教學節奏,更合理地安排考試內容。

“各方反應不一,是因為對統考的需求客觀存在。”白露說。她所在學校的歷年中考平均分低於區內整體水平,只有不到一半的學生能上高中,光靠校內成績,學生很難判斷自己在全區、全市的大致位置。“對於那些需要明確定位,進而查漏補缺的學生來說,取消統考可能會讓他們更加迷茫。”她說。

對不少高中生而言,統考排名也有著一定參考價值。吳小怡所在的高中學生成績兩極分化較為嚴重。在新高考等級賦分制度下,賦分結果如何,與一同參與考試排名的學生整體水平直接相關。同樣一張卷子,校內考試與全市統考之間的賦分差距可能超過30分,而全市統考的賦分會貼近高考實際情況。因此,她認為沒有統考排名,將較難預測自己在高考中的表現。

王烽介紹,此次發布的新政並非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否定考試,而是分不同學段對考試進行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中,小學階段的考試減負力度最大,其次是初中。《通知》明確,初高中畢業年級可根據學生畢業和升學需要,在總復習階段組織1至2次模擬考試。


白露認為,統考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其題目的指引性。“相比學校自主命題,統考試卷在出題方向的把握、難度控制等方面更為精准。”白露目前教的初二學生,是廣州中考改革後的首屆考生,此次改革將英語學科的總分由100分提高至140分,題型也將有較大變化。按照現行安排,這屆學生要到明年4月,才會首次參加由當地教育部門組織的全市統考,屆時距離6月末的中考僅剩兩個多月。“中考試卷具體將如何變化,尚不清晰,各校教師都希望通過統考獲取一些參考。”她說。

《通知》明確提出,嚴禁學校向任何組織或個人購買試題、試卷。對於命題能力不足的學校,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統一組織命題,提供題庫供學校選用組卷。多位受訪教師表示,未來期末試卷是否完全由學校自主命題,尚未確定。

胡賽楠曾在某頭部教育培訓機構任教,並參與過北方某市全區英語統考試卷的命題。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統考命題需要經過多輪修改與推敲,設置合理的難度梯度,確保具備足夠的區分度。取消統考之後,胡賽楠預計,一些優質學校本身自主命題能力就很強,會加大考試難度,而教育資源相對薄弱的學校,可能還是會依賴上級部門提供的統一試卷。

倒逼評價體系變革

白露還發現,一些學生在初一、初二階段雖然考試排名不理想,但已展現出明顯潛力,家長此時若因排名焦慮而頻繁施壓,反而會適得其反。她現在班上的一名學生進入青春期後,因長期承受壓力而產生強烈逆反情緒,學習狀態明顯受到影響。“單靠改革統考和排名,我認為很難真正實現減負,問題根源在於整個社會對教育的觀念和評價。”她說。



李木洲認為,考試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取消統考後,還需與中考、高考等考試的改革形成聯動,“只有同步推進,才能真正緩解社會焦慮,推動教育理念的轉變”。他指出,當前中高考改革正朝著強化綜合素質評價的方向發展,與減少考試頻次、規范日常考試的做法,在目標與趨勢上是一致的。

北京、成都等地,集團校貫通直升等升學路徑正逐步普及。胡賽楠預計,取消統考後,一些優質集團校可能會提高校內考試難度,在集團內部提前篩選出優質生源。這部分生源的提前分流,客觀上或緩解中考的競爭壓力。但她也認為,對於那些處於直升邊緣的學生而言,短期內的不確定性可能會加劇。

白露發現,2024年秋季學期啟用新教材後,一些原本屬於高中階段的英語詞匯進入了初中課程。多位受訪教師也指出,面對當前中高考,單純“雞娃”“刷題”的效果正日益減弱。李木洲介紹,此次《通知》出台的另一個背景,是人工智能時代對人才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批判性思維、獨立思考以及提出問題的能力將變得尤為重要,現行中小學的標准化考試模式不利於創新思維的培養。“過去的考試側重於篩選功能,現在需要從‘篩選’轉向‘育人’。”

王烽指出,觀念的轉變極其艱難,考試管理只是“對症下藥”,通過減少考試,倒逼教育評價體系的深層改革。教育評價體系的改革需從兩端入手:一是建立科學合理的學生評價體系,二是改變地方政府唯分數、唯升學的教育政績觀。“否則,很多學校可能只是把政策當作階段性任務,監管嚴時就落實,監管一放松又迅速回到原來的軌道。”他說。

不依賴統考,甚至不依賴考試排名,應如何評價學生?白露認為,即使沒有考試,教師依然可以通過日常觀察、訪談等方式了解學生的發展狀況與特長,但前提是要將教師從繁重的工作負擔中“解放”出來。王烽建議,應當為教師職責制定明確的“正面清單”,將對學生發展的科學評價納入其中,清單之外的工作,教師應當有權拒絕。

李木洲認為,新政策出台後,各方都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具體執行情況和實際效果仍有待進一步觀察。王烽指出,在現實中,不少縣域領導仍高度看重高中的“清北率”,甚至將其作為衡量辦學水平的核心乃至唯一指標。在這種政績觀導向下,教育部門往往難以將教育評價改革真正落實。他建議,未來應強化教育督導,監督地方政府和學校守牢遵循教育規律、執行教育政策的底線,避免考試政策在執行中反復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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