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如何收买企业?一场政商关系的"猫鼠游戏"

2026-01-24 | 来源: 季风播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H：政商关系虽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但往往显得模糊。人们通常有一种浅显的感觉，认为政商之间存在某种勾结或联系；政府似乎经常对各种行业实行打压，但商人又总能在互动中获利。在这种背景下，你会如何总结中国的政商关系？

L：中国的政商关系确实盘根错节、极其复杂。与以往研究政商关系的书相比，我这本书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研究往往有一个强烈的假设：在中国这样一个产权保护尚不完善的国家，商业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迅速，是因为政商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企业为政府办事，官员必然会给予回报。但我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第二，我发现，许多企业其实非常不愿意提供某些特定的“政治服务”。企业是非常精明且理性的，他们清晰地知道哪些投入对商业发展并无好处，甚至完全不值得做。

然而，由于产权保护的不完善，企业往往处于一种“不得不做”的境地。因此，我观察到在很多情况下，政商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H：能不能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讲讲你关注得比较细致的一些案例？

L：在政商关系中，我们比较熟悉的“互惠”模式，是企业为政府提供监测和管控社会的手段，比如互联网公司或社交媒体平台，这样做对企业或许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我发现，中国还存在一些很奇怪的“政治服务”。比如中国大修各种基础设施，其中很多项目并非出于改善城市面貌或交通便利，而是为了官员的“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很多政绩工程的实际出资人未必是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是纳税人的钱，而很可能是当地的企业。当企业需要为政绩工程出钱时，这种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了。

我们知道，政绩工程求的是规模和效应，并不一定追求成本和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在做政绩工程时，往往未必能收回成本，很多企业其实是不愿意参与的。但是，如果你不去修，又会产生恐惧。因为政府想要报复企业是非常容易的，比如查税，或者查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方面的规章。所以，企业不得不做这件事。

他们陷进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既要付钱跟政府搞好关系，又想拿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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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实际上，在政府想要企业做什么的这个光谱中，你帮大家梳理了两条主线：一条是完成“政绩工程”，另一条是进行“社会维稳”。这两条主线的逻辑不太一样：政绩工程本质上是花钱，政府倾向于寻找能以最低成本对其发号施令的民营企业；而到了维稳层面，由于需要极强的政治资本，并涉及与安全部门、武警、公安的合作，就需要政治上靠得住的单位，于是变成了国企。所以，它们之间其实是有一种分工的，对吗？

L：这两条线的逻辑确实不同，体现了民企如何在某些行业，在政治方面能更容易存活。

在“政绩工程”上，核心往往是资金问题。民营企业有时候真的承担不起巨额成本，而国企存在“预算软约束”，总能被政府拖住，所以规模巨大的政绩工程，国企反倒成了更好的提供者。

在“社会维稳”上，正如你所说，如果最终需要动用暴力机关，政府需要体制内的企业站在一起，以保证政治上不出问题。但如果政府认为不需要动用暴力机关，只需通过常规手段解决，他们反而更愿意选择“听话”的企业，而听话的往往是民企，而非大型国企。在这种情况下，民企反而有其生存空间。

H：尤其是当政府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来推卸责任时。

L：对，民企更容易充当这个角色。如果你说这全是国企的错，民众会觉得国企不就是国家的一部分吗？这种替罪羊起不到转移矛盾的作用。所以这背后确实存在“政治分工”。

H：这种维稳作用非常重要，既能帮领导承担责任、转移注意力，甚至可以先抓点人进去，过两天再放出来。

L：以房地产行业的“爆雷”为例，在新闻媒体上被广泛批评的基本上都是大型民营房企。虽然国企和央企也有庞大的房地产业务，但我们很少见到它们被诉诸报端。这已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双方“政治资本”的差异。

政商体系的食物链

H：你刚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中国政商关系图谱，这其中其实存在一个“食物链”，实际上是一种层层外包的关系。

北京中央政府处于这个食物链的顶端。比如北京说要推行“厕所革命”，要把全中国的公共场所或农村厕所都改造成清洁、环保、体面的。那么它的“外包商”就是各省政府，负责完成北京下达的政治指标；省政府再包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最后再包给企业。而在这些承包的企业里面，国企的地位又要比私营企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