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者,就这样改变了一个阿富汗女性的人生。

我告诉洪蔚琳，我一直以化名写作。她回复说，我们可以用化名发表。说实在的，没有人会真的喜欢化名。化名诞生于恐惧与窒息之中。

我和洪蔚琳的邮件往来持续了两到三周。就在那几周里，我和丈夫下定决心离开阿富汗。

我们都已经精疲力竭。我的丈夫同样失业，没有任何收入。威胁并不总是正面出现，但它一步一步跟着我们，从不让我们安宁。

我向自己的家人借了 1000 美元。我的丈夫向他在美国的亲戚借了 1000 美元。我们用这 2000 美元，收拾行李，申请了巴基斯坦签证。

也是在和洪蔚琳通信的那段时间，塔利班开始禁止女性发出声音，通过电视、广播和社交媒体反复强调：女性的声音是 awrah（羞体/私密之物），不应被大声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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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丈夫花费了 700 美元，拿到了为期一个月的签证。我写信告诉洪蔚琳，我正在前往巴基斯坦，请求她在我抵达之前不要发表文章，因为我希望文章能以真实姓名刊登。

她回复说，文章可能会在十月中旬发表，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抵达巴基斯坦并安顿下来。

我们于 10 月 5 日进入巴基斯坦，10 月 9 日抵达伊斯兰堡，并以每月 200 美元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一居室，开始了新的生活。

房子里有地毯、餐具、电视和冰箱。正是在那段安顿下来的日子里，洪蔚琳发表了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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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我常常想，为什么当时没有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分享那篇文章。你看，我把生活在喀布尔的恐惧和窒息一起带到了巴基斯坦。

我没有勇气用自己的名字、从自己的账号发布任何东西。即便我的 Facebook 已经限制了可见范围——只有一千名朋友和熟人——我仍然害怕其中有人截图，给我的家人带来麻烦。

洪蔚琳会把中国读者祝我平安与成功的评论截图发给我。在那些善意、兴奋和面对新环境的混乱之中，我感到震惊。她向我要地址，用来寄稿费。我问金额是多少，她说是 1300 美元。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要给我们这么多钱，我们高兴极了，感谢上帝没有忘记我们。这笔钱支撑了我们几个月的生活。

那几个月里，我们是快乐的。我们去餐馆吃饭。我不再为下个月的房租焦虑。我们给儿子、给我丈夫、也给自己买了新衣服。我们去商场、公园和一些景点走走。

后来，洪蔚琳告诉我，有几位读者专门给我捐款，希望转交给我。你知道吗，这些事情就像奇迹一样。

我感觉宇宙正在把我所承受的痛苦、疲惫与流离的回报，一点点送到我面前。

中国人的善意，尤其是许多女性的关注，给了我力量。我开始充满热情地写作。那些曾经困扰我的痛苦不再让我恐惧，相反，我变得更强大了。

我告诉自己，我必须讲述阿富汗女性的苦难，不能让我们的声音被消灭，不能让我们的权利被真正、彻底地践踏。

洪蔚琳把读者捐助的1001美元寄给了我，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这些善良的人。我甚至去了几次理发店，剪了头发，修了眉。

来自世界另一端的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快乐而轻盈，哪怕独自一人时也会不自觉地微笑。我感觉那些温柔而善良的人，始终在注视着我、关心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