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12岁以上女孩受教育,阿富汗这"世界唯一"背后藏着什么?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维新知识分子将“兴女学”列入中国社会变革核心议程。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谭嗣同、张謇、黄遵宪等人以及各国驻沪领事均慷慨解囊。

这些都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流”意见之前。

在推广女性教育过程中，天主教会传教士起到了主要作用，据清朝学部统计，到1907年，除吉林、新疆和甘肃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女子学堂，总数达428所，在校生15496人，但非教会学校女生数仅1500人；到1909年时，教会女校学生人数已超过65000人。

辛亥革命之后，满清帝制被推翻，新政府的教育部在1912年颁布“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四年制，男女同校；女子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女子高等师范及中等实业学校。1922年“壬戌学制”推出后，国定学制中不再区分男女，中国女性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1903在杭州筹建的贞文女子学堂。1905年，为办学经费多方奔走无效的惠兴，愤而吞服鸦片自尽，以身殉学，该学堂因此改名为惠兴女学堂

从教会学校女子教育实践到维新派知识分子呼吁，再到辛亥革命后推出新学制，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漫长的社会思想铺垫和制度准备，但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在教育方面所积累的问题仍然非常多，最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社会承受能力大大增强，女性的教育问题才渐渐化解。

但是，这里藏着一个大问题：关于女性教育权利和实践，无论是阿富汗曾经有的，还是中国现在所拥有的，都来自国外，都是输入型的，而不是本土自发萌生的，相反，无论阿富汗还是中国，本身都具有反方向却又坚固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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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中国，梁启超作为早期最主要的倡扬者，他将“兴女学”的意义落点归结在：有助于强大国家，避免亡国灭种。

现在，问题来了：当国家已经崛起、亡国灭种的紧迫感已消失时，“兴女学”的意义何在呢？如果女性受教育不再被视为强国工具，它的正当性还站在哪里？如果它不再具有曾经作为支撑的意义价值，而恢复传统的呼声有那么高涨那么紧迫那么正确，那么，“兴女学”是不是可以取消？

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准备足够的思想资源，并没有经过广泛且深度的社会讨论并形成共识。我们借了世界的力，但本土资源却不足。于是，如今，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各种乌七八糟走上歧路的“田园女权”，另一方面又有各种借尸还魂的“女德班”。可以说是乱象迭出。

为什么要男女教育平权？平权以后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权利的背后就是利益，利益的背后就是方向。有几个人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难道张之洞们的思想在今天真的没有继承者、信奉者？

当年，外忧内患下，中国社会匆匆忙忙，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在各个领域留下的是中断的、支离破碎的讨论，距离真正的共识还很遥远。

阿富汗自2021年以来在女性教育上大踏步地逆行，之所以直到2026年才引起我们注意，何尝不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关注激烈事件的表层冲突，却缺乏对深层问题的耐心与敏感呢？

历史常常被讲述成一条向前的河流，仿佛只要时间在走，进步就会发生。但阿富汗女孩面前紧闭的校门提醒我们：历史进步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与现代文明有关的东西，也并非坚如磐石。文明从来不是自动驾驶。它需要被论证、被扞卫、被一代代人重新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