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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患者活得久" 癌症变得不可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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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药物通过明确的致癌驱动基因或信号通路,使部分癌种首次获得了“高应答率、可持续控制”的治疗窗口。例如,慢性髓性白血病领域的伊马替尼被视为靶向治疗时代的重要开端;HER2阳性乳腺癌中,曲妥珠单抗显著改写了这一亚型的长期结局;肺癌中针对EGFR突变的靶向药(如奥希替尼 )让一部分晚期患者获得了更长的生存时间;而免疫治疗时代的代表性药物,并非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而是通过解除免疫抑制、重新激活机体免疫反应,如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则在黑色素瘤、肺癌等多癌种中带来一批长期缓解甚至长期生存者。这些药物创新的意义不仅在于让部分患者“多活几个月”,更在于它开始重塑晚期癌症的生存结局:过去高度集中于短期死亡,而如今越来越多患者有机会进入长期控制状态。


但真正推动生存率整体抬升的,并非单一药物突破,而是治疗策略的“组合化”和“体系化”。靶向与免疫、免疫与化疗的联合应用,局部放疗与系统治疗的协同,以及围绕耐药机制展开的序贯治疗,使晚期肿瘤逐步从“短期对抗”转向“长期管理”。与此同时,放疗技术的精细化、手术与围手术期管理的进步,以及支持治疗和并发症管理能力的提升,使更多患者能够安全、完整地接受规范治疗,从而把临床试验中的疗效真正转化为真实世界中的生存获益。

在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国家层面持续投入与制度建设的支撑。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预算就长期维持在约72亿美元,并通过73家NCI指定癌症中心和全国临床试验网络,把基础研究、药物创新和临床转化连接成一套可持续运转的系统。同时,以“癌症登月计划”(Cancer Moonshot)为代表的多个国家专项资金进一步推动研究与转化加速。


中国癌症负担

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癌症生存率上升”,让美国走进幸存者时代,也让外界得以重新审视:一个国家的癌症防治能力,究竟需要怎样的投入与系统建设才能实现跨越式改善。对照这条路径,中国的差距与挑战同样清晰。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癌症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及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历年统计,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死亡病例同样居高不下。仅以绝对数计,中国每年新增癌症病例在480万-490万,死亡病例在250万-260万。伴随人口快速老龄化、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相关疾病上升以及生活方式改变,癌症带来的系统性负担正在持续加剧。


中国癌症总体5年生存率在过去二十年明显提升,但目前整体仍大致处于40%出头的水平。这一差距不仅是“治疗水平”的差距,更是由癌谱、分期构成与普惠性防筛体系能力共同决定的结果。一方面,中国高发癌种中仍包含较大比例生存率偏低的癌症(如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等),相比之下,美国高发癌种中,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总体生存率较高的癌种占比更大;另一方面,中国患者中晚期确诊比例偏高、筛查—转诊—确诊—治疗链条仍不完善,也使得一部分原本可以获得更好结局的患者未能充分受益。

“尽管近年来中国癌症防治多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疾病负担仍持续加重,多个防控环节仍有短板。”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癌症防控策略创新研究实验室联合主任汤胜蓝教授告诉南方周末,目前中国癌症防治要实现跃升,关键挑战存在于从风险治理到长期照护的多个环节。


具体而言,在预防端,三级预防体系仍不健全,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体系相对薄弱,控烟、体重管理、酒精危害控制、HPV疫苗接种等关键风险治理尚未形成足够强的政策合力,公众防癌意识与主动筛查意愿仍有待提升;在早诊端,基层筛查能力与质量参差、城乡与区域资源配置不均,导致早诊早治率偏低,许多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在治疗端,诊疗规范化水平仍不一致,多学科诊疗(MDT)覆盖不足,不同地区治疗路径与结局差异明显;而在长期照护端,随访管理、康复支持、心理干预与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仍显不足,影响患者生存质量与生命尊严。与此同时,科技支撑体系仍存在断裂: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衔接不足,技术成果推广应用机制不畅,部分创新难以及时沉淀为普遍可及的卫生服务能力。

基于上述差距,他与实验室成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希望在未来数年看到更具结构性的改变。

在他看来,中国并非没有追赶甚至在某些维度实现超越的可能。人口基数大、基层网络广、政策工具充足,一旦控烟与疫苗接种等风险治理形成合力,筛查从“覆盖率”转向“闭环管理”,并将创新药物可及性、规范治疗与长期随访纳入可持续的支付与服务体系,生存率曲线同样可能在未来十年持续上移。

癌症防治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一场关于国家在健康领域治理能力与社会公平的系统性考验,要求国家在预算、数据、支付和监管等多方面打破部门壁垒,重塑跨部门协同机制。如果把癌症防治当作一项系统治理工程持续投入,中国赶上并缩小与美国之间的生存结局差距,并不遥远。”汤胜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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