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自殺後, 我被當作"特一號"案嫌犯

2026-02-06 | 來源: 新三屆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折騰大約半小時，便一窩蜂般離去，這種“威懾”，雖然傷不到皮肉，但對我們家中每一個人都是一次重重的打擊。並不是每家都被查戶口，被查者，當然是街道居委會重點監管的對象。

恐懼！每日都處於恐懼的籠罩之中！每天早上睜開眼睛，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但知道，絕不會是什麼“好事” 。盡管這樣，我對這樣的處境並不以為意，心想：我又沒有“違法亂紀”，父親的死，應他“一人做事一人當”。雖然我不敢“亂說亂動”，但對“上級”是采取反感和“不合作”的態度的。我毫無社會經驗，遠不知社會上人心的邪惡，更不知“專政的鐵拳頭”是何種滋味。因為“無知”，所以“無畏”。

然而。厄運依然不期而至。1970年3月的一天下午，一個穿制服的警察，還有一個身材魁梧的便衣民警由一個居委會老太太領著上我家來，叫我跟他們走一趟。我別無它法，便跟著去了。在派出所待了不知多久，又被一個警察領頭，兩個手提棍棒的人殿後押到一處樓房，上了二樓，被關進一間小房子裡，上了鎖。這間房子很小，住不了人，地上坐著一個年輕人。

我驚恐未定，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性質的地方，為什麼要抓我關在這裡。此時此地，我極度恐懼，就像被拋棄的、無助的孩子。我想我的媽媽，二十余年以來，我從沒有與她分離過，不禁悲從中來，竟嚎啕大哭了一場。停止了哭泣，我便與那位坐在地上的年輕人說話，詢問他這是什麼地方？他為什麼被關在這裡？他微笑著，答非所問，語無倫次。後來才知道，他是個精神病患者。

當時，我家六口人，大妹早於1964年十五歲時就去了斗門縣的農場；二妹在花縣（即現在隸屬於廣州市的花都區）務農，家中常住人口只有我和母親，以及三妹和小妹。三妹去了農村分校（那時廣州每間中學都在農村建有分校，學生、教師分期分批去分校“學農”）。

而就在當天的下午，母親亦在學校被宣布單獨“辦學習班”，吃住均在校內，不得回家。這樣，我們一家數人被分割在不同的地方，其中只有我和母親被當局控制著，失去人身自由（母親在學校裡還可以自由走動，但不能出校門，當然也沒有任何同事敢跟她接觸）。

那天真的苦了我的小妹，她才13歲半，正在讀初一，放學回家後得知哥哥和母親的狀況，哭著去買菜，煮飯，然後分別給母親和我送飯，路途南轅北轍，之後再為我們收拾鋪蓋行李，再次一一送去，晚上十點多鍾才哭著回家吃晚飯。那天夜裡，家中空蕩蕩地只有她一個人睡，她的感受如何，我至今無法想象。

原來，我被關禁的地方是一座民宅的樓房，蠻新。一道樓梯在中間，上到二樓後，右邊是普通居民的住家，左邊有三間空房，一間關女的，兩間關男的，大概共有十余人，大家都“席”地而睡。另有公共廁所和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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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外的名稱為“一打三反運動”學習班。我們被關在這裡的人是“學員”，但外界叫我們這裡為“牛棚”，我們都是“牛鬼蛇神”，簡稱“牛”。就在樓梯口，日夜24小時都有人看守著，還有“水火棍”（一條長木棍，兩頭漆成紅色）作武器。

後來了解到，被關在這裡的人都是街道上的人，多數三十歲以上，“罪名”有投機倒把、貪污、亂搞男女關系等等。十幾人當中數我最年輕，也最沒有思想負擔，吃得下，睡得著。

我常常半夜裡起來小解，仍看見他們三三兩兩坐在“床”上竊竊私語，分析各自的“案情”，討論應對的方法，房間內煙霧彌漫，有的人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

不久，有人來“提審”我了，我終於漸漸地弄清楚了我被關在這裡的原因了——調查我已死於非命一年多的父親。原來，調查我的人員由以下幾撥組成：廣州市海珠區教育局的幹部，進駐軍人，父親生前的單位廣州五中的人員，母親單位26中的人員，我原來的母校“建聯中學”（後改為市97中，至今）的人事秘書，姓劉，當然還少不了街道的民警和幹部。

後來才知道，我的父親被懷疑卷入了當時全國一樁驚天大案——黨中央督辦的“特一號”案件！我死去的父親被懷疑是“主犯”！

有必要在此先交代一下這樁“特一號”大案，所說的情況都是事後道聽途說的，絕不能作為“解密”來看待，加之年代久遠，記憶難免有疏漏。大約在1967年至1968年上半年，一封油印的“萬言書”寄到北京，收信者分別是毛主席，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等國家領導人以及頂級國家領導單位，此信內容是惡毒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對當時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極盡詆毀污蔑，如此公開猖獗，膽大妄為的“反革命”行為，全國罕見，雷霆震怒，被中央定為“特一號”案件，限期破案。

據公安部初步偵查分析，此案犯為單獨一人作案，男性，年約四十余歲，居住在南方某大城市，後來范圍縮小至廣州市南邊，即海珠區。從“萬言書”的行文來看，案犯文化程度高中以上，懂外語，有一定的文史知識。以上情況，與我父親幾乎全部吻合（父親大約50年代中期因肺病在家休病假時曾自學過俄語，而“解放前”的高中生普遍都懂點英語）。父親寫得一手極漂亮的“顏體”字，其在廣州第五中學教導處工作時常常需要刻鋼板，油印試卷等等。“文革”期間並自行刻印過一些所謂的“資料”，具備“作案”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