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自殺後, 我被當作"特一號"案嫌犯

2026-02-06 | 來源: 新三屆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為此，我和母親的“交代”都是圍繞著“特一號”案件進行。調查人員來了，問我們一些事，我們回答，之後，再將這些回答綜合詳細寫出來。這樣，不知寫了多少“交代”，當然，每次問話前總是少不了警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要像竹筒倒豆子一樣交代清楚”。“你還年輕，只要把問題交代清楚了即使是像你這種人，我們黨還是會給你出路的。”

我記得其中一個小片段：父親死後當局翻查他的遺物時，發現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殘雞婆昨晚暴卒”的字樣，調查人員追問這張紙條時問我知不知道？我直接了當地告訴他們，這張紙條是我寫的。那時家裡養了一只黑色的母雞，特別會下蛋，三天下兩個蛋。父親在“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期間，這只母雞有一天突然在雞窩裡死了。我給父親送日用品時，附上寫有上面這句話的紙條，也僅僅是告訴他這件事情。

在當時物質匱乏的年代，家中一只很會下蛋的雞死了，在我們家確實是一件“大事”，但也是家常事。但這事在那些查案者眼中，卻是一件特別嚴重的事——誰給“案犯”“通風報信”？我，一個離開學校才一年多的學生，沒有任何背景，歷史也特別清白，證實了這張紙條是我寫的後，“通風報信”之說自然不能成立。

還有一件好笑的事：父親死後抄家，有一些油印宣傳材料是我刻寫的，就一般而言，刻寫鋼板的字體和平常手寫的字體不一樣，因為刻寫鋼板時手指用力得均勻，否則字印出來會模糊不清，所以，當局想驗證我刻寫鋼板的筆跡。

一天下午，一個著裝警察召集我們全體“牛”開會，說，現在街道需趕著刻印一份宣傳材料，但大家都很忙，一下子抽不出人手，看你們當中誰會刻鋼板，幫個忙。我毫不猶豫地舉手說，我會。

於是，很快就有人送來了鋼板、鋼筆和蠟紙。依稀記得好像是一份什麼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之類的“講用”材料，我很認真地刻寫，完成後有人取走了。

事後知道，這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檢驗我刻鋼板的筆跡。

“學習班”的日子不知何時結束，我卻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學習班”裡由“學員”自己開伙，每日有人押送著“廚師”上街買菜，“學員”除了交伙食費外，還得交糧票、油票、肉票、煤票等票證。平常的日子，早、午、晚三段時間都要開會“學習”，有時有人來主持，有時沒有。更多的時候是各人寫各人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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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間，我們白天被安排去挖“防空洞”，即是“勞改”。“學員”們大多都爭取去，免得窩在“牛棚”裡，特別憋氣，累點兒，出一身汗，或許晚上能睡個好覺。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對我的調查時松時緊，但全部都是關於我父親的問題。大概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天突然來了兩個眉清目秀的年輕人“提審”我，他們問我“本人”有什麼問題需要“交代”的？我大大咧咧地回答：我有什麼問題？！文革中我一沒去“打、砸、搶”，二沒有參加武斗，我能有什麼問題？！

他們說：你的態度十分惡劣，如不認真好好地反省、深挖自己的問題，後果將很嚴重，你自己掂量掂量吧！警告你，負隅頑抗，將死路一條！我立即渾身打了個激靈，可能臉都被嚇白了。

這時，他們見產生了效果，便站起來說：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你本身到底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清楚的。他們強調的是我“本身”。這下，我真有點兒不知所措了。

他們走後，我反復思索，我犯了什麼錯被他們抓住把柄了？想不出來。第二天，這兩個人又來了，問我想得怎麼樣？我回答說：我確實想不出自己還有什麼問題（或錯誤）沒有交代清楚的。這時，來人向我亮明了身份：我們是廣州某某劇團的。嘿，怪不得這兩個人一副演員的摸樣，蠻俊秀的。

我想起來了，1967年年底至1968年春節過後不久，我曾在某某劇團幫助過某派“戰斗隊”搞“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幫他們刻印宣傳材料，還住在那兒一間大的排練房裡。莫非，是追查我的什麼“派性”活動？不對，“派性”有什麼值得追查的？！誰沒有“派性”呢？（當時叫“觀點”）我搖搖頭說，在你們劇團期間，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

來人顯得不耐煩了，聲調立即提高了八度，厲聲喝道：你偷聽反動廣播！我的頭立馬“嗡”地一聲響，腦袋一片空白！1967年年底至1968年春節的冬天，我在某某劇團，曾在晚上躲在被窩裡偷聽“莫斯科中文廣播電台”的廣播，當時蘇聯是我們國家的頭號敵人，莫斯科的中文廣播，自然全是攻擊當時“文革”的消息和評論。我這個人呀，“口袋裡裝不下錢，心肺裡藏不住話”，（這個弊端使我後來吃了更大的苦頭。）便將偷聽到的內容告訴過劇團裡的人，不想，被人揭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