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由六代人构成六种人生之间不是代沟是断层

代际变化的相关经典理论几乎只关注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重大事件。20世纪20年代，卡尔·曼海姆写道，年轻时经历过同样事件的“代单元”因共同的经历联系在一起。70年代，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发现，童年时期经历大萧条的人与成年后经历大萧条的人不同。90年代，威廉·施特劳斯和尼尔·豪的理论指出，美国各代人都在四种不同类型中循环往复。当国家经历某一重大事件时（如美国内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每种类型就与特定的人生阶段对应起来。例如：1901—1924年出生的大兵一代（GI）或者最伟大一代是“公民”类型，他们在二战时期已是成年人，足以带领国家走出战争。许多关于世代的演讲和图书都以各代人年轻时经历的事件列表作为开头，比如越南战争之于婴儿潮世代，美俄核战争阴影之于X世代，2001年的“9·11”事件之于千禧一代，新冠疫情之于Z世代。

《白色夹竹桃》（2002）剧照。

重大事件当然可以塑造一代人的世界观。但是，许多文化变迁并不仅仅是由重大事件引起的——它们首先是线性的，年复一年大致沿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而不是像经济衰退或流行病那样循环往复。那么，这些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代际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应该是年复一年不断发展的东西，对日常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东西。技术在这些原因中脱颖而出。

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与战争、流行病和经济周期的起起伏伏不同，技术变革是线性的。技术模式会变化（比如，从电视机到流媒体视频），但一直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发展：更简单、更快、更便捷、更有趣。技术及其对文化、行为和态度的影响打破了旧的代际循环，形成了一些新东西。这一模型——我们称之为代际技术模型——是现代世界的代际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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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世代理论中，技术对于许多重大事件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飞机是20世纪一项关键的技术成就。在过去的100年间，飞机至少在4次重大事件中发挥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飞机应用于战斗，并投下第一颗核弹）、“9·11”事件（将飞机用作武器）、艾滋病和新冠疫情（病毒通过人类的航空旅行进行传播）。

有一则关于人类学家在原始部落采风的经典逸事。一位长者说，地球栖息在一只巨龟的背上。“但是巨龟栖息在什么上面呢？”人类学家问道。“哦，”老人回答，“龟叠着龟，龟叠着龟……”这个故事让人联想到一长串乌龟的形象：最小的乌龟在上面，下面每只乌龟都稍大一点，逐渐延伸，直到消失在无限中。此事本想表明起源说的局限性，但大龟叠小龟的想法总让我想起对现象之终极原因的探索：每个原因都会导向它底下的另一个原因，在无尽的“龟链”中，我们很难看到真正导致事物变化的是什么。

不过有时候，这根链条确实有一个终极源头。对于代际差异而言，终极源头就是技术。技术并不总是直接导致代际差异——也有一些中介因素，我们可以将其想象成栖息在母龟背上的幼龟。其中两项中介因素分别是个人主义（更关注个体自我）与慢生活轨迹（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成年，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变老）。现代的代际理论可以这样来建模：技术是个人主义与慢生活这两项中介因素的根本原因，重大事件只充当配角。技术变革是母龟，个人主义和慢生活是幼龟，重大事件则是龟家族偶尔到访的友人。这一模型并非面面俱到——有些代际差异的原因尚未列入，如收入不平等，但亦纲举目张。在技术的直接影响下，个人主义和慢生活轨迹成为定义20世纪和21世纪几代人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