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由六代人构成六种人生之间不是代沟是断层

生活史理论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见解。该理论发现，父母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生很多孩子，并希望孩子们快快长大（一种快生活策略）；或者他们可以少生孩子，并希望孩子们慢慢长大（一种慢生活策略）。当幼儿和成人的死亡风险较高，儿童是农场劳作所必需的劳动力时，快生活策略更为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多生、早生。多生可以增加孩子存活的概率，早生可以确保孩子在父母去世之前自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世纪后期，1/6的婴儿在1岁之前死亡。也就是说，1/6生过孩子的女性会在1年之内丧子（女）。尽管婴儿死亡率在20世纪急剧下降，但1925年出生的第一批沉默一代当中，依然有1/14的婴儿在1岁之前死亡。1946年第一批婴儿潮世代出生时，1/30的婴儿在1岁之前死亡。直到1988年，婴儿死亡率才降至1/100以下，2020年降至1/200。那时候的儿童死亡率也更高。20世纪初，年满周岁的儿童中约有一成活不过15岁。而到了2007年，仅有1/300的美国人在童年夭折。1950—2019年，5—14岁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

《成长教育》（2009）剧照。

过去的大环境不同，还有其他原因。人们受教育时间短，寿命短，各个人生阶段都发展得更快：幼童更独立，青少年多去打工、谈恋爱，20岁左右的人成家、立业、生子，45岁垂垂老矣，60多岁就死了。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直到1931年才超过60岁，1961年达到70岁，1989年达到75岁。21世纪，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更低，人们受教育时间更长，寿命更长，也更健康。在这样一个收入不平等的时代中，死亡的风险降低了，贫困的风险却增加了，所以父母更倾向于少生优育。正如某篇学术论文所言：“在稳定的环境中，当资源竞争激烈时，人们倾向于更多亲代投资，减少后代数量。”21世纪的美国虽然环境稳定（死亡率低），但收入不平等和其他因素导致了资源竞争异常激烈。

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慢生活策略：出生率更低，成长更慢，家长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资源，耗费更多心思。因此，孩子们很少能独自完成任务（自己走路上学或独自在家的孩子变少），青少年更不独立（考驾照或谈恋爱的人变少），青年人成年的转折点姗姗来迟（比前几代人更晚结婚生子），曾经的中年人成了现在的年轻人（“50岁就是新40岁”）。退休后保持健康是一种惯例，而非例外：预期寿命延长至80岁。从童年到老年，整个成长轨迹都变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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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慢的生活轨迹最终都由技术造成，包括现代医疗（延长寿命）、节育（允许人们少生孩子）、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延缓衰老）和知识经济（受教育年限更长）。这种变慢的生活轨迹实际上是可以从生物学上进行量化的，尤其在年长群体中。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了8种衰老标志物，该研究发现，在2007—2010年，60—79岁的美国人比1988—1994年同一年龄段的人年轻4岁，40—59岁的则年轻2—3岁。

世代周期的断裂。这三种影响因子——技术及其衍生品“个人主义”和“慢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塑造了每一代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影响之大，足以压倒此前的世代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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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现世代之间的实际差异？

技术不仅塑造了世代，而且使得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世代。不久前，写作者们在与世代相关的着作中描述了影响每个群体的事件和人口统计资料，但随后，他们又不得不去猜测，这些散见于遗闻轶事中的事件对于每代人的态度、特质和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单次民意测验和调查可用于评估不同世代的人，但不可能分辨出哪些是代际的差异、哪些是年龄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