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花31萬換8種帶娃模式雙職工"育兒游擊戰"

2026-02-14 | 來源: 狐度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今年春節，是我們一家三口真正獨自守歲的第一個春節。兒子多多舉著新做的小燈籠，暖光映著他咯咯笑的臉。那一瞬間的安寧，竟讓我有些恍惚。回想起他出生的那天，我在產房歷經15小時宮縮，滿心期待在最愜意的季節迎接我的寶貝兒子時，絕對不會想到，接下來的兩年多，我會像個“育兒游擊隊員”，解鎖8種截然不同的帶娃模式，在無人幫襯的困境裡，跌跌撞撞地摸索前行。

我和老公都是普通打工人：我在一家事業單位下屬企業做財務工作，滿打滿算年入16萬，勝在穩定；他是大廠“卷王”，職位普通，前途未卜，經常加班，每年比我多賺10萬。在大城市摸爬滾打8年後，我們咬牙背上每月一萬元的房貸，買下一個小兩居。我倆消費欲望不強，在孩子到來前，收支尚能優雅平衡，甚至能攢下一點小錢。

直到2023年5月，一個軟乎乎的小生命降臨。從此，我們的生活不再有“計劃”，只有“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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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第一個月，我們花了16800元請專業月嫂，工資遠高於我。但咬咬牙，還是花了這個錢。順產之後我身體虛弱，需要專業的人照顧月子，也需要有人科學喂養新生兒，避免因為新手爸媽的疏忽，讓孩子生病。

月嫂在時，我媽也來幫忙，那是最接近“理想”的育兒時光：專業與親情無縫對接。然而母親早有言在先，她不會長留，因為我還有個弟弟正在上大學，她和爸爸打工賺錢，讓弟弟順利完成學業，還惦記著未來給兒子買房娶媳婦。能請假來照顧我坐月子，已經是盡了最大的情分。

而老公家那邊，態度更直白：“你一個大活人在家，還帶不了一個孩子？”老家院子裡的雞、田裡的菜，在公婆眼裡，都比我和孩子更重要。

月嫂對我家的情況基本了解，走前半開玩笑跟我說：“你們這樣的家庭，我見多了。頭一個月像天堂，後面全是硬仗。” 當時沉浸在新生命喜悅中的我，並未真正理解這句話的深意。

圖文無關，來源：視覺中國

媽媽走了，月嫂也到期了，我身體還沒完全恢復，仍需要請人帶娃。通過幾個家政群，我私簽了一位月薪8500的阿姨。當時想得很“精明”：簽私單雖然忐忑，但按照行規，省掉了一筆8500的中介費。價格低的阿姨沒經驗，那就費心多盯著，按照我的育兒理念和習慣，把新手培養成“自己人”，只要阿姨對孩子上心，別的我也不求什麼。

三個半月的磨合還算順利，在我的產假快到期時，多多奶奶終於被我先生從老家請來了。我天真地以為，自己正常回歸職場，家裡實現“老人監督+專業服務”的完美閉環，卻忽略了一個前提：這種合作需要極高的家庭契約精神。

婆婆的到來，沒有帶來解放，反而揭開了混亂的序幕。她怕浪費不給孩子換尿不濕，導致孩子紅屁股，反怪育兒嫂沒護理好。阿姨委屈告狀，婆婆覺得“外人”傷了她面子，反過來指責我“向著外人不向著媽”。諸如此類的矛盾日日上演，半個月的時間鬧到了“有她沒我”的地步。

育兒不是拼圖，人多了反而更亂。我犯了難，眼看就要上班了，婆婆自己無法獨立帶娃，阿姨自己帶我們也不放心，怎麼辦？

無奈之下，我在一個300人的寶媽群裡求助，大家給出的唯一答案是：換阿姨。是啊，婆婆的監督作用無可替代，明知道不是阿姨的錯，也只能把人辭退。精打細算之下，我跟我先生商量，既然要換，不如換個白班阿姨，他早上出門晚，我正常下班，阿姨只要白天在就可以，減少跟婆婆接觸的時間。而且，白班育兒嫂只要7500元，一個月省1000，三年就能省下36000，這錢可以貼補到家裡的餐費上。

這次家政群失靈了，白班阿姨需要就近找，我又急用人，無奈之下只能求助中介，人很滿意，代價是我為此付出了7500元的中介費。

安頓好阿姨之後，我就過上了職場媽媽的生活，白天上班，晚上帶娃。本來已經夠辛苦的了，萬萬沒想到，這看似萬無一失的帶娃方式，竟然是矛盾最多、最讓我崩潰的一段時光。

婆婆和阿姨的矛盾從未停止。我白天當財務，晚上當“判官”，夾在中間，一邊要安撫婆婆的情緒，一邊要提醒育兒嫂別影響自己的工作，每天都身心俱疲。終於，這位認真負責的育兒嫂受不了婆婆，撂挑子不幹了。我只能讓中介再推一個阿姨，倒是和婆婆相安無事，可她的“生存法則”，是對婆婆言聽計從。

供暖後家裡很暖和，婆婆堅持給多多穿棉襖，導致孩子出汗，身上頻繁濕疹，育兒嫂從不提醒換衣服；婆婆嫌棄米粉沒滋味，給孩子放鹽，育兒嫂也不攔著。涉及孩子健康問題，我無法忍受，一個電話讓中介換人。

我知道，阿姨有阿姨的無奈，根子終究在婆婆身上——她無法接受一個月花幾千塊請人帶娃。婆婆有自己的“育兒計劃”，就是等孩子斷奶就帶回老家。她經常說誰誰的孩子，都帶在老家養到上小學才送回來。

但我不想讓多多成為老家“留守兒童”。哪怕再難，孩子也得在身邊。我知道婆婆放心不下老伴一個人在家，倆人也想著趁著能動，多攢些養老錢，就和老公從本就不厚實的存款中拿出84000元，為公公補繳了養老保險，好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能安心帶孩子。

那段時間，只要婆婆願意留下來，我連自尊心都能放下。有一次，天氣熱了，我想買幾件合身的新衣服。婆婆嫌我花錢，衣服都是黑白灰，隨手扔過來兩件她那顏色艷麗的舊襯衫，讓我穿。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卑微到了塵埃裡，卻敢怒不敢言。

直到一件更讓我崩潰的事發生：多多吃豆角中毒住院了。

我以為我會大哭大鬧，可沒想到，當時出奇得平靜。我不想聽婆婆和阿姨互相推脫責任，誰炒的、誰喂的，都已經不重要了。婆婆來的8個多月裡，我們換了3個白班阿姨，最後，卻把多多送進了醫院。長久以來的委屈、疲憊、無助，在看到多多輸液的小手時，徹底爆發，也徹底點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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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出院後，婆婆和阿姨都離開了這個家，第四種帶娃模式，就此終結。我和多爸請了幾天假照顧他。接下來怎麼辦呢？

我想過讓我媽來帶。她身體要好一些，與他人共事配合度高，在工廠每月掙4000元左右，我每月可以給她5000，加上小時工搭配，也比請育兒嫂劃算。但我媽拒絕了，理由是，哪兒有媽媽賺女兒錢的道理？我想從親戚裡物色人選，可思來想去，找不到合適的。

這時最難的，不是經濟壓力，而是找不到一個靠譜的人。不敢想未來，只能先解決眼前。我給不了多多榮華富貴，難道連一個安穩健康的成長環境，都給不了嗎？思來想去，我做了一個決定——辭職，親自上。哪怕要放棄我的職業、我的收入，也要給孩子一個穩定的陪伴。

圖文無關，來源：視覺中國

辭職後，為了生活不那麼凌亂，我請了小時工，每天中午來3小時，負責保潔和簡單做飯，每月支出約2700元，這比月兒嫂省了不少。可賬面上看，家庭淨收入每月減少13000多，每帶一天孩子就虧損了444。家庭經濟壓力增大，我不得不進一步削減開支，連小時工也不用了。

那是我最接近傳統意義上“母親”角色的時期，也是最孤獨的階段。我的一天被切割成無數碎片：清晨六點准備早餐，九點帶孩子去公園，十一點半做輔食，十二點半哄睡，下午洗衣打掃，傍晚准備晚餐，晚上親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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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縮小為幾十平方米的空間，曾經擅長的報表分析，被嬰兒輔食配比和尿不濕性價比研究取代。我開始理解，為什麼那麼多高知女性在成為全職媽媽後陷入焦慮——不是工作內容簡單，而是社會價值被系統性低估。

有一天老公坐地鐵回來，進門還沒洗手就摸孩子，我積壓的疲憊與委屈如山洪暴發，歇斯底裡地指責他，抱怨他沒有責任感，要麼不回家，回家也是添亂。外面細菌那麼多，萬一孩子生病怎麼辦？我一個人帶孩子，還嫌我不夠忙嗎？

可發完火我才發現，他那天是特意提前下班，想多陪陪我和多多。那一刻，我既委屈又愧疚。那是我生孩子以後最無力的一晚——不只是想離婚，我想的是離世，帶著我的兒子一起。

我覺得自己是個麻煩制造者，什麼都做不好。可是我又想不明白，我努力生娃，努力帶娃，努力賺錢，努力生活，明明我才是對這個家貢獻最大的人，為什麼過得如此狼狽？我不理解社交平台上那些寶媽是如何做到妝容精致、輔食精美、能早教、家裡還一塵不染，是我太差了嗎？

全職帶娃兩個月後，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必須重返職場，找回那搖搖欲墜的自我價值，否則我不確定能支撐到哪一天。而且，長時間依靠老公一個人的工資，我們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大，攢下的積蓄，所剩無幾，必須有兩份收入，才能支撐起這個家。

一邊為孩子發愁，一邊為找工作犯難時，幸運女神沒有拋棄我這個可憐蟲，前領導發來信息，邀請我回去上班。那一刻，我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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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上班後，帶娃的難題再次擺在眼前。我們決定重新請住家育兒嫂，條件是能獨立帶娃。這次我沒再盲選，而是隔了幾層關系，找了一位“熟人推薦”的張阿姨。

把孩子交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手裡，很難不擔心。我每天在公司頻繁查看家裡的監控攝像頭，讓阿姨帶著電話手表，方便查定位。

每天上班，都感覺自己是在給張阿姨打工。她的月薪是9200元，這個價格對我們來說，顯然難以承受，可我還是希望她能待久一點，幫我們守住第七種帶娃模式，直到多多上幼兒園。

圖文無關，來源：視覺中國

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發現張阿姨發了不少帶娃的短視頻。看得出來她不是有意傳播，可能是為了完成任務，賺賺金幣之類的，也可能就是記錄日常。她們那個年紀沒有什麼隱私意識，這一點我還是挺介意的。

再加上我所在的育兒群裡，有些跟多多差不多大的孩子被送去托班，我心動了。孩子也大了，到了可以“適度犧牲”、換取家庭平衡的階段。

還考慮到，孩子馬上2歲，活潑好動，社交需求越來越強，張阿姨年紀也大了，別說早教，遛娃都顯得力不從心，每天跟寶寶來來回回也就那幾句話。托班不如一對一精細，但是孩子多，能看看繪本，做做游戲，有同伴互動、專業老師，對孩子各方面發育也好。

然而好的托班，遠比想象中難求。師生比低的托班，托費動輒每月五位數起步；性價比高的，要麼太遠，要麼環境堪憂。家附近有一家口碑不錯的托班，可春季開班早就滿員。

就在我發愁的時候，轉機來了——之前遛娃認識了一位寶媽，她家孩子開春以來總是過敏，沒辦法只能退園，問我想不想頂上，可以去找園長談談。我可太想接盤這個學位了。雖然過程有點曲折，但好在還是上位成功了。

就這樣，多多2歲時，正式開啟了托班生活。多多所在的大月齡班級，師生比是1:5，每月托育費5800元，包含晚接延時費。再加上奶粉和尿不濕等生活用品1000元左右，算下來每月約6800元，比起請育兒嫂，能省不少錢。

多多入托後，我和老公分工明確：早上他送，晚上我接；我負責晚上互動、哄睡，他負責周末高質量陪伴。房貸還在還，工作依然忙，但我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節奏。不需要跟更多的人內耗，爸爸也逐漸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

目前我們在托班已經順利度過了9個多月，是我嘗試過的8種帶娃方式中，時間最長的一種。雖然也經歷了哭鬧、生病等問題，但比起之前的顛沛流離，這些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場面。最讓我安心的是，我們終於不用再“換人”了，多多終於有了一個穩定的照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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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上說，孩子3歲前最好不要頻繁更換照護者，不利於身心健康。

道理都懂，可在現實的重壓下，很多像我們一樣的家庭，根本沒有選擇。那些小小的孩子，在成為祖國的花骨朵之前，先成了家庭困境的“累贅”——我不願這麼形容我的兒子，可這就是無數無老人幫襯的雙職工家庭的真實寫照。當結構性的支持缺位，幼小的孩子就像一件急需寄存的行李，在各種方案間被無奈地“傳遞”。雖然我家現在搭建了一個最小可行的支持系統，背後的付出卻是巨大的。

春節期間，我算了一筆總賬：過去兩年多的時間，為了好好帶孩子，請阿姨的花費是192950，為了討好老人補繳的養老金是84000，再加上我辭職期間損失的工資33000，家庭因育兒產生的直接經濟成本總計是309950。

即便投入如此多的財力和精力，孩子最初的成長環境依然動蕩飄搖。

我的經歷絕非特例。在中國，現有近3000萬名3歲以下嬰幼兒，超過三成的嬰幼兒家庭有入托需求，但托育率僅為7.86%。無數“無援型雙職工家庭”在公共服務缺位、企業制度僵化與家庭支持斷裂的三重夾擊下，進行著相似的“個體求生實驗”。

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贊美我做到了“平衡好工作與家庭”，我總想苦笑，覺得育兒重擔本不該由小家庭獨自承擔。真正應該被討論的，不是“我如何做到獨立帶娃”，而是為什麼獨立帶娃如此艱難？為什麼一個沒有老人幫忙的雙職工家庭必須像走鋼絲一樣，在八種模式之間反復橫跳，才能勉強維持家庭的正常運轉？

育兒從來不只是家庭私事，而是社會公共工程。在這個意義上，我的兩年實驗，不是成功學樣本，而是一份求存報告，是社會育兒支持系統不完善下的被迫適應，是在無數次試錯後，勉強拼湊出一個暫時可行的方案。

好在變化正在發生。2024年10月，國家發改委和衛健委發布通知，明確普惠托育服務機構的范圍，規范收費機制，減輕家庭育兒負擔。2025年至2027年，國家計劃每年培訓150萬人次的家政服務人員，提升行業專業水平。

從我自身的經歷來看，從“乳兒班”到托育機構的發展，從家政行業規范化到企業托育服務的探索，這些社會層面的進步，會為我們這樣的家庭育兒，提供更多可能性。

在八種育兒方式的變遷中，我失去了很多，也收獲了很多。最寶貴的領悟或許是：當我們談論“育兒”時，從來不只是談論孩子如何長大，更是一個社會如何定義家庭的價值，如何支持個體的發展，以及如何為下一代創造更友好的成長環境。每一個家庭的育兒探索，最終都指向一個根本問題：我們想要構建怎樣的社會，來承載這些新生命的未來？

多多在客廳和臥室間來回跑跳，他高舉著手上的燈籠對我說：“燈籠，Fly。”我看著他，突然意識到：我們這代90後父母，就像那個燈籠——看似紅紅火火，實則像木偶一樣被一根細細的線死死拽住，而牽線的人，其實是這個時代的結構性壓力。

我的育兒游擊戰還在繼續，這根緊緊勒住我們一代人的線，終該由更廣泛的力量，共同松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