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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花31万换8种带娃模式 双职工"育儿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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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入托后,我和老公分工明确:早上他送,晚上我接;我负责晚上互动、哄睡,他负责周末高质量陪伴。房贷还在还,工作依然忙,但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不需要跟更多的人内耗,爸爸也逐渐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


目前我们在托班已经顺利度过了9个多月,是我尝试过的8种带娃方式中,时间最长的一种。虽然也经历了哭闹、生病等问题,但比起之前的颠沛流离,这些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场面。最让我安心的是,我们终于不用再“换人”了,多多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照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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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说,孩子3岁前最好不要频繁更换照护者,不利于身心健康

道理都懂,可在现实的重压下,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家庭,根本没有选择。那些小小的孩子,在成为祖国的花骨朵之前,先成了家庭困境的“累赘”——我不愿这么形容我的儿子,可这就是无数无老人帮衬的双职工家庭的真实写照。当结构性的支持缺位,幼小的孩子就像一件急需寄存的行李,在各种方案间被无奈地“传递”。虽然我家现在搭建了一个最小可行的支持系统,背后的付出却是巨大的。

春节期间,我算了一笔总账: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为了好好带孩子,请阿姨的花费是192950,为了讨好老人补缴的养老金是84000,再加上我辞职期间损失的工资33000,家庭因育儿产生的直接经济成本总计是309950。

即便投入如此多的财力和精力,孩子最初的成长环境依然动荡飘摇。

我的经历绝非特例。在中国,现有近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但托育率仅为7.86%。无数“无援型双职工家庭”在公共服务缺位、企业制度僵化与家庭支持断裂的三重夹击下,进行着相似的“个体求生实验”。


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赞美我做到了“平衡好工作与家庭”,我总想苦笑,觉得育儿重担本不该由小家庭独自承担。真正应该被讨论的,不是“我如何做到独立带娃”,而是为什么独立带娃如此艰难?为什么一个没有老人帮忙的双职工家庭必须像走钢丝一样,在八种模式之间反复横跳,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

育儿从来不只是家庭私事,而是社会公共工程。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两年实验,不是成功学样本,而是一份求存报告,是社会育儿支持系统不完善下的被迫适应,是在无数次试错后,勉强拼凑出一个暂时可行的方案。


好在变化正在发生。202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和卫健委发布通知,明确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的范围,规范收费机制,减轻家庭育儿负担。2025年至2027年,国家计划每年培训150万人次的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行业专业水平。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从“乳儿班”到托育机构的发展,从家政行业规范化到企业托育服务的探索,这些社会层面的进步,会为我们这样的家庭育儿,提供更多可能性。

在八种育儿方式的变迁中,我失去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最宝贵的领悟或许是:当我们谈论“育儿”时,从来不只是谈论孩子如何长大,更是一个社会如何定义家庭的价值,如何支持个体的发展,以及如何为下一代创造更友好的成长环境。每一个家庭的育儿探索,最终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想要构建怎样的社会,来承载这些新生命的未来?

多多在客厅和卧室间来回跑跳,他高举着手上的灯笼对我说:“灯笼,Fly。”我看着他,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代90后父母,就像那个灯笼——看似红红火火,实则像木偶一样被一根细细的线死死拽住,而牵线的人,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结构性压力。

我的育儿游击战还在继续,这根紧紧勒住我们一代人的线,终该由更广泛的力量,共同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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