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低物價有害,那麼長期低工資呢?

2026-02-22 | 來源: 起訴狀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最近，一篇來自權威理論刊物《求是》的文章，高調地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經濟“憂患”。文章憂心忡忡地警告我們：長期低物價有害，可能導致消費收縮、企業利潤下滑、經濟活力不足。文章的邏輯鏈條看似嚴密，聲調充滿關懷。但一個最直接、最樸素的問題隨之而來，如同一聲被捂住的悶響：如果長期低物價如此有害，需要被“推動回歸合理區間”，那麼長期低工資呢？它對億萬勞動者家庭的消費能力、對國內市場的需求根基、對社會再生產的良性循環，難道就無害，甚至是“有益”的嗎？那篇宏文對此保持了意味深長的、徹底的沉默。這種選擇性失明，不禁讓人嗅到一股熟悉的、精致的利己主義算盤味兒。他們慷慨激昂地論述通縮的可怕，卻對工資這一決定購買力的核心要素諱莫如深。這背後究竟是無心遺漏，還是有意為之？我們不妨撕開那層理論綢緞，看看裡面藏著的，到底是哪一把算盤。

一、不提工資的物價討論，就是耍流氓

讓我們先按照那篇文章喜歡的“經濟學邏輯”來推演。文章的核心論點是：物價（CPI）持續低位運行，會強化公眾的通縮預期。人們覺得東西以後會更便宜，於是推遲消費，持幣觀望。消費需求一萎縮，企業東西賣不出去，就只能降價或者減產，利潤變薄，進而可能裁員、降薪。投資意願也跟著下滑，整個經濟就會陷入“預期轉弱-需求不足-價格下跌”的惡性循環。看，多麼標准，多麼教科書。任何一個學過宏觀經濟學前三章的人，都能復述這個流程。

但是，且慢。這個循環的起點，那個至關重要的“消費需求”，它是由什麼決定的？是消費者憑空產生的欲望嗎？不，在市場經濟中，有效的消費需求，直接依賴於消費者手裡有多少錢，即可支配收入。對於絕大多數依靠工資性收入生活的勞動者而言，可支配收入的核心就是稅後工資。邏輯鏈條在這裡，其實應該非常清晰：勞動者工資水平→決定其消費能力與意願→形成最終消費需求→影響企業產品與服務的銷售與定價→傳導至整體物價水平。這是一個從收入端到價格端的傳導過程。

那麼問題來了。當那篇文章煞有介事地擔憂“消費收縮”時，它為什麼不敢向前追問一步：消費為什麼會收縮？是因為老百姓突然都不愛花錢了，還是因為他們的錢袋子，也就是工資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停滯，以至於“不敢花錢”、“沒錢可花”？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近年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資性收入增速，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速之間，存在明顯的、持續的落差。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長期處於一個被擠壓的狀態。這才是需求不足的病根，而不是什麼玄而又玄的“通縮預期”。

他們巧妙地繞開了這個病根。他們開出的藥方是：“推動物價回歸合理水平”。好，現在我們做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在不顯著、不普遍提高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前提下，要想讓物價指數（CPI）這個數字“合理”上漲，有哪些途徑？無非兩條：一是企業生產環節的成本（如原材料、能源、物流）普遍上升，被動推高終端售價；二是企業在成本不變的情況下，主動提高銷售價格，也就是提高利潤率。第一條路，在當下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並未全面暴漲的背景下，缺乏普遍基礎。那麼，最直接、最可能被“推動”的，就只剩第二條路：讓企業，主要是資本持有者，獲得更高的銷售利潤率。

這形成了一個荒謬絕倫的圖景：一邊是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增長乏力，購買力原地踏步甚至縮水；另一邊，卻要通過政策“引導”或市場“推動”，讓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漲上去。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成本在增加，而他們的貨幣收入卻沒有同步跟上。其直接結果，就是實際工資的進一步下降。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錢更不值錢了，但工資沒見漲”。求是網那篇文章所擔憂的“消費收縮”，不僅不會緩解，反而會因為勞動者實際購買力的被侵蝕而加劇。這哪裡是解藥，分明是毒藥。他們避而不談如何通過提高勞動報酬來夯實消費根基，卻暗暗指向了一條通過維護甚至提升資本利得來“制造”物價上漲的路徑。這套邏輯的終極受益者是誰，答案已經呼之欲出。這種只字不提分配端改革，只想著在流通端和價格端做文章的“經濟學”，不過是為特定利益張目的“皇帝的新衣”，看似華麗，實則空洞，而且冰冷。

二、當法律條文遭遇現實的打折執行

或許有人會說，工資問題有《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管著，有最低工資標准保底，法律自會解決。那我們就把視線從虛無的經濟學模型，轉向實在的法律條文與司法現實。是的，我們擁有一套看起來相當完備的勞動法律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勞動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工資水平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勞動合同法》第二十條對試用期工資，第八十五條對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加付賠償金，都有明確規定。更具體地，各地政府每年還會頒布“最低工資標准”，作為勞動報酬的法定底線。

白紙黑字，莊嚴鄭重。然而，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無數被報道的糾紛，勞動者為何需要歷經仲裁、訴訟，耗時數年，才能討回本就屬於他們的、低於最低標准的工資差額？這本身就說明，法律的明文規定，在現實中遭遇了系統性的、習慣性的打折執行。這種“打折”，首先來自資本逐利的天性。將工資壓到法律邊緣甚至突破底線，是最直接的成本壓縮方式。其次，則來自某些地方在發展中，對於資本和“營商環境”的畸形偏袒。勞動監察的乏力，司法程序的時間與經濟成本，讓違法者常常心存僥幸。

更重要的是，即便勞動者拿到了法定的最低工資，這個“最低工資標准”本身，是否足以支撐文章所期待的、能夠拉動內需的“旺盛消費”？以全國多數地區現行的最低工資標准計算，其額度往往僅略高於當地低保線，與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相去甚遠，更遑論支撐一個家庭有尊嚴的生活、以及教育、醫療、文化等發展型消費。法律保障的，僅僅是一個不被餓死的“生存權”底線，而非能夠參與經濟循環的“發展權”基礎。那篇談論“經濟活力”的文章，對法律所能保障的這個低水平的“生存工資”與現實所需的“活力工資”之間的巨大鴻溝，再次選擇了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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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齒冷的“共謀”結構：在法律實踐層面，勞動者爭取法定最低報酬尚且困難重重，社會整體工資水平在分配格局中處於弱勢。而在理論宣傳層面，權威聲音卻開始擔憂“物價太低”，暗示需要提升價格水平，而對提升勞動報酬這一根本環節緘口不言。法律執行上的“軟”，與理論導向上的“偏”，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共振。這種共振的結果，就是勞動者的相對經濟地位在法治與理論的雙重框架下被悄然固化甚至削弱。法律本應是勞動者權益的守護神，但在這種結構性問題面前，它有時顯得力不從心，甚至其嚴肅性被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割裂所消解。當扞衛底線的法律都舉步維艱時，一篇鼓吹提升物價而不提工資的文章，其立場究竟站在哪裡，已經不需要更多辯解了。

三、被刻意模糊的階級分析與制度承諾

剝開經濟學的外衣，繞過法理學的細節，我們最終要面對的是一個最核心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分配。那篇文章通篇在談“價格”、談“預期”、談“循環”，卻唯獨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分配”二字，特別是“初次分配”中勞動與資本的分配關系。這不是疏忽，這是一種精明的敘事策略。一旦討論分配，就必然涉及階級性的分析，必然要直面“誰創造價值，誰獲得更多”這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出，活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者通過勞動創造的商品價值，在補償了生產資料轉移價值（C）之後，剩余的部分（V+M）需要在勞動力自身（V，即工資）和資本所有者（M，即利潤）之間進行分配。這個V和M的比例，即剩余價值率，直接體現了剝削程度和階級間的分配關系。我們的憲法與黨章，明確宣稱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制度的根本優越性承諾之一，就在於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好地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然而，求是網的文章構建的敘事，完全抽離了這種階級與分配視角。它將經濟困境抽象為一個技術性的“物價低迷”問題，開出的藥方也是一個技術性的“推動物價回升”。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和資本家被模糊為同質化的“市場主體”——消費者和企業。但這種抽象是欺騙性的。在物價與工資的變動中，兩類“市場主體”的利益是根本對立、此消彼長的。在勞動生產率沒有大幅躍升的情況下：

·求是網避談的方案：普遍地、實質性地提高勞動者工資（V增加）。這會直接增加勞動者購買力，可能提振消費，但也可能壓縮資本利潤空間（M減少），並可能推動成本上升型物價上漲。資本家不喜歡。

·求是網隱含的方案：在工資（V）不變或緩慢增長時，推動終端銷售價格上漲。這會直接提升資本利潤率（M增加），但同時侵蝕勞動者實際購買力（實際工資V/P下降），抑制其消費。勞動者受損。

那篇文章，通過對“長期低物價有害”的單一強調，以及對提高工資方案的徹底沉默，實際上是在輿論和理論層面，為隱含的方案鋪路。它試圖將公眾的注意力從“工資是否太低”這個觸及分配核心的問題上引開，轉而讓大家去擔憂一個看似中性、實則暗藏利益輸送的“物價太低”問題。這無異於在說：“別吵吵你口袋裡錢太少，咱們來談談怎麼讓貨架上的東西漲價更重要。”這完全背離了社會主義制度關於維護勞動者主體地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核心承諾。它制造了一個“理論真空”，在這個真空裡，階級不見了，剝削不見了，只剩下需要被精心調控的、物化的“價格信號”。這種論述，與其說是在分析經濟，不如說是在為一種特定的、有利於資本的分配格局做辯護和鋪墊。它偷換了問題的本質，將分配不公導致的需求不足問題，扭曲成了價格信號失靈的技術問題。這是理論的墮落，也是對於社會主義原則的無聲背叛。

結語

所以，事情再清楚不過了。一篇題為討論“長期低物價有害”的文章，其真正潛台詞，根本不在物價，而在分配。它是一份精心包裝的意識形態投名狀，一次對公眾經濟感知的巧妙操縱。他們害怕討論工資，因為提高工資會觸動真金白銀的利益蛋糕；他們熱衷討論物價，因為操縱物價（或者說，營造通脹預期）可以成為在分配格局不動的前提下，向資本輸送利益的隱秘管道。他們用“通縮恐慌”來嚇唬人，用“經濟循環”來繞暈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讓你忘記那個最簡單的問題：錢從哪裡來？

勞動者要求提高工資，天經地義，於法有據，於理相符，是擴大內需、暢通經濟循環最直接、最根本的途徑。而他們，那些理論的鼓手們，對此連提都不敢提。他們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在不觸動現有利潤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把經濟數據的表針撥弄到“合理”區間。這種“合理”，是對資本的合理，對勞動者的殘酷。當理論的筆墨竭力避開“工資”二字時，它的立場就已經肮臓不堪。我們不需要更多這樣充滿算計、回避核心的“權威論述”。我們需要的是直視問題的勇氣：提高勞動者報酬，刻不容緩。除此之外，任何關於物價的討論，都是別有用心的障眼法，都是對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原則的公開羞辱。他們的沉默，已經震耳欲聾；我們的質問，必須持續回響：長期低工資，難道就對經濟無害嗎？這個問題，他們永遠不敢，也永遠不會正面回答。因為答案，就寫在他們所維護的那個利益結構的牆上，鮮血淋漓，觸目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