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低物價有害,那麼長期低工資呢?

2026-02-22 | 來源: 起訴狀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二、當法律條文遭遇現實的打折執行

或許有人會說，工資問題有《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管著，有最低工資標准保底，法律自會解決。那我們就把視線從虛無的經濟學模型，轉向實在的法律條文與司法現實。是的，我們擁有一套看起來相當完備的勞動法律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勞動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工資水平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勞動合同法》第二十條對試用期工資，第八十五條對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加付賠償金，都有明確規定。更具體地，各地政府每年還會頒布“最低工資標准”，作為勞動報酬的法定底線。

白紙黑字，莊嚴鄭重。然而，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無數被報道的糾紛，勞動者為何需要歷經仲裁、訴訟，耗時數年，才能討回本就屬於他們的、低於最低標准的工資差額？這本身就說明，法律的明文規定，在現實中遭遇了系統性的、習慣性的打折執行。這種“打折”，首先來自資本逐利的天性。將工資壓到法律邊緣甚至突破底線，是最直接的成本壓縮方式。其次，則來自某些地方在發展中，對於資本和“營商環境”的畸形偏袒。勞動監察的乏力，司法程序的時間與經濟成本，讓違法者常常心存僥幸。

更重要的是，即便勞動者拿到了法定的最低工資，這個“最低工資標准”本身，是否足以支撐文章所期待的、能夠拉動內需的“旺盛消費”？以全國多數地區現行的最低工資標准計算，其額度往往僅略高於當地低保線，與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相去甚遠，更遑論支撐一個家庭有尊嚴的生活、以及教育、醫療、文化等發展型消費。法律保障的，僅僅是一個不被餓死的“生存權”底線，而非能夠參與經濟循環的“發展權”基礎。那篇談論“經濟活力”的文章，對法律所能保障的這個低水平的“生存工資”與現實所需的“活力工資”之間的巨大鴻溝，再次選擇了視而不見。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齒冷的“共謀”結構：在法律實踐層面，勞動者爭取法定最低報酬尚且困難重重，社會整體工資水平在分配格局中處於弱勢。而在理論宣傳層面，權威聲音卻開始擔憂“物價太低”，暗示需要提升價格水平，而對提升勞動報酬這一根本環節緘口不言。法律執行上的“軟”，與理論導向上的“偏”，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共振。這種共振的結果，就是勞動者的相對經濟地位在法治與理論的雙重框架下被悄然固化甚至削弱。法律本應是勞動者權益的守護神，但在這種結構性問題面前，它有時顯得力不從心，甚至其嚴肅性被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割裂所消解。當扞衛底線的法律都舉步維艱時，一篇鼓吹提升物價而不提工資的文章，其立場究竟站在哪裡，已經不需要更多辯解了。

三、被刻意模糊的階級分析與制度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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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開經濟學的外衣，繞過法理學的細節，我們最終要面對的是一個最核心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分配。那篇文章通篇在談“價格”、談“預期”、談“循環”，卻唯獨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分配”二字，特別是“初次分配”中勞動與資本的分配關系。這不是疏忽，這是一種精明的敘事策略。一旦討論分配，就必然涉及階級性的分析，必然要直面“誰創造價值，誰獲得更多”這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出，活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者通過勞動創造的商品價值，在補償了生產資料轉移價值（C）之後，剩余的部分（V+M）需要在勞動力自身（V，即工資）和資本所有者（M，即利潤）之間進行分配。這個V和M的比例，即剩余價值率，直接體現了剝削程度和階級間的分配關系。我們的憲法與黨章，明確宣稱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制度的根本優越性承諾之一，就在於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好地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然而，求是網的文章構建的敘事，完全抽離了這種階級與分配視角。它將經濟困境抽象為一個技術性的“物價低迷”問題，開出的藥方也是一個技術性的“推動物價回升”。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和資本家被模糊為同質化的“市場主體”——消費者和企業。但這種抽象是欺騙性的。在物價與工資的變動中，兩類“市場主體”的利益是根本對立、此消彼長的。在勞動生產率沒有大幅躍升的情況下：

·求是網避談的方案：普遍地、實質性地提高勞動者工資（V增加）。這會直接增加勞動者購買力，可能提振消費，但也可能壓縮資本利潤空間（M減少），並可能推動成本上升型物價上漲。資本家不喜歡。

·求是網隱含的方案：在工資（V）不變或緩慢增長時，推動終端銷售價格上漲。這會直接提升資本利潤率（M增加），但同時侵蝕勞動者實際購買力（實際工資V/P下降），抑制其消費。勞動者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