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話確實刺耳,但這就是伊朗現狀

2026-03-12 | 來源: 茗品天下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飛機降落在德黑蘭霍梅尼國際機場的那一刻，

機艙裡響起了一陣細碎的窸窣聲。

我轉頭看去，

剛才在迪拜轉機時還穿著吊帶裙、

化著精致妝容的伊朗女孩們，

正熟練地從包裡掏出各種顏色的頭巾，

將頭發嚴嚴實實地裹起來。

外搭的寬松長風衣也被迅速套上，

遮住了原本曼妙的身體曲線。

僅僅幾分鍾的時間，

整個機艙的色彩仿佛被調低了飽和度，

從現代都市的霓虹閃爍，

瞬間切換到了某種肅穆的黑白默片。

那一刻，我深吸了一口氣，

知道自己真正踏上了這片土地。

來伊朗之前，

我聽過太多關於這裡的極端描述。

在一種語境裡，這裡是“邪惡軸心”，

是戰火紛飛、極端保守的危險地帶；

而在另一種國內文青偏愛的語境裡，

這裡又是“神秘的波斯”，

是玫瑰、夜鶯、細膩畫和熱情好客的純真年代。

但當我在德黑蘭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後，

我發現這些標簽都太輕飄飄了。

實話確實刺耳，

真實的伊朗既不是地獄，也不是天堂，

它是一個在巨大撕裂感中艱難運轉的復雜社會。

別再用我們在國內習慣的

那套非黑即白的邏輯去自欺欺人了，

這裡發生的一切，

都在不斷打破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常識。

今天，

我想拋開那些宏大的地緣政治敘事，

像個老朋友一樣，

跟你聊聊我在伊朗街頭巷尾、

在普通人家客廳裡經歷的那些雞毛蒜皮。

因為正是這些讓人崩潰、

震驚又最終釋然的細節，

拼湊出了這個國家最真實的現狀。

第一重沖擊：讓我“社死”的極限推拉——“塔洛夫”（Ta'arof）

剛到德黑蘭的第二周，

我經歷了一次堪稱“社死”的文化碰撞。

那天傍晚，

我下班路過住處附近的一家傳統烤餅店（Sangak）。

那種餅是在滾燙的小石子上烤出來的，

麥香混合著一點點焦糊味，

在微涼的空氣裡特別誘人。

我排在幾個裹著黑袍的大媽後面，

輪到我時，我指了指剛出爐的一張大餅，

用生澀的波斯語問：“多少錢？”

滿臉胡渣、看起來非常粗獷的胖老板

把熱騰騰的餅遞給我，

右手放在胸口，微微欠身，

笑著說了一句我後來一輩子都忘不掉的話：

“Ghaabeli nadaare.”（這不值一提/您不用付錢）。

作為一個習慣了掃碼支付、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中國人，

我當時的內心戲是：

哇塞！伊朗人民真的像傳說中那麼熱情好客嗎？

連買個餅都對外國人免單？

我受寵若驚地用波斯語說了句“謝謝”，

心安理得地抱著餅轉身就走。

才走出沒兩步，

我就感覺背後的氣氛不對。

排隊的大媽們用一種看外星人的眼神盯著我，

老板臉上的笑容僵住了，

手還尷尬地停在半空。

幸好隊伍裡有個懂英語的年輕人快步走上來，

拉住我的胳膊，壓低聲音說：

“朋友，你得付錢。老板只是在跟你客氣。”

我當時的臉“唰”地一下就紅到了脖子根，

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我趕緊掏出錢跑回去塞給老板，連聲道歉。

老板依然保持著微笑，收下錢，

再次把手放在胸口說：“感謝您的光臨。”

這就是伊朗社會最底層的運行邏輯之一，

也是折磨了無數外國人的

終極社交密碼——“塔洛夫”（Ta'arof）。

“塔洛夫”很難用一個中文詞來准確翻譯，

它有點像我們中國人

逢年過節推拒紅包時的“極限推拉”，

但在伊朗，這種推拉被無限放大，

滲透到了生活的每一個毛孔。

你坐出租車，到了目的地，

司機大概率會說“不用給錢了，

您是我的座上賓”；

你去買地毯，

老板會說“這地毯配不上您的高貴，直接拿走吧”；

你去伊朗人家裡做客，

哪怕主人自己已經窮得快揭不開鍋了，

也會把家裡最好的一塊肉端到你面前，

並且堅稱自己一點都不餓。

一開始，我極其反感這種文化。

我覺得這簡直就是虛偽，是無效溝通。

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裡，

買賣就是買賣，明碼標價，效率至上；

請客就是請客，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為什麼非要玩這種猜心思的游戲？

有一天，

我和我的伊朗同事阿裡在一家地下咖啡館

（是的，德黑蘭有很多沒有任何招牌、

藏在地下室的咖啡館）

喝茶時，我向他抱怨了

這種讓我精疲力盡的社交方式。

阿裡攪動著紅茶裡的藏紅花冰糖，

苦笑了一下，對我說：

“兄弟，你覺得這是虛偽，

但對我們來說，這是尊嚴。

你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看我們的貨幣貶值成了什麼樣。

在物質極其匱乏、

生活極其不確定的情況下，

我們普通人還能掌控什麼？只有體面。”

他說，很多時候司機說“不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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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他覺得直接要錢

顯得自己像個貪婪的窮人，

他需要通過這種儀式感，

找回一點作為人的高貴。

哪怕最後錢還是一分不少地收進了口袋，

但在這個過程中，

雙方完成了一次“我尊重你，

你也尊重我”的確認。

阿裡的這番話像一記重錘敲在我心上。

我突然意識到，

我的那種“實用主義”評判標准是多麼居高臨下。

當我們身處一個經濟騰飛、

物質充裕的社會時，

我們當然可以追求直接和高效。

但在這片被制裁了幾十年、

通貨膨脹率動輒百分之四十、

普通人生活在巨大壓力下的土地上，

“塔洛夫”就像是一層溫柔的潤滑劑，

或者說是底層人民互相攙扶的拐杖。

他們用這種繁瑣到近乎荒謬的禮貌，

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彼此那點脆弱的自尊心。

實話確實刺耳：

當物質的裡子已經千瘡百孔時，

面子，就成了他們唯一能死死抓住的體面。

第二重沖擊：門裡門外的平行宇宙

如果說“塔洛夫”只是社交層面上的迷霧，

那麼伊朗人的“雙面生活”，

則是真正觸及這個社會核心邏輯的震撼。

在伊朗生活了半年後，

阿裡邀請我去他家吃晚飯。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進德黑蘭

普通中產階級的私密空間。

阿裡的家在德黑蘭北部，

這裡相對富裕，但從外面看，

街道依然是灰撲撲的。

高高的圍牆，厚重的鐵門，

窗戶上拉著嚴嚴實實的厚窗簾，

從外面根本透不出一絲光亮。

走在街上，滿眼都是穿著黑色罩袍的女人

和穿著深色夾克的男人，

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壓抑、沉悶的安靜。

阿裡掏出鑰匙，打開那扇沉重的鐵門，

拉著我迅速閃身進去，

然後“砰”地一聲把門反鎖。

穿過一條昏暗的走廊，推開客廳門的瞬間，

我整個人都懵了，

仿佛一腳踏入了一個平行宇宙。

客廳裡燈火通明，

音響裡正放著節奏感極強的歐美流行樂。

阿裡的妹妹法爾納茲剛才在街上接我時，

還裹著嚴實的黑色頭巾，穿著長風衣；

此刻，她已經脫掉了那些厚重的外殼，

穿著一件亮片吊帶裙，

化著極具波斯風情的濃妝，

正端著一杯暗紅色的液體在沙發上跟著音樂搖擺。

“來，嘗嘗我爸爸親手釀的酒。”

法爾納茲笑著把杯子遞給我。

在伊朗，飲酒是嚴格違法的，

一旦被發現，面臨的可能是嚴厲的鞭刑。

但這根本無法阻止伊朗人

在緊閉的家門後自己釀酒。

甚至有句當地的玩笑話說：

“全德黑蘭的地下室都在發酵葡萄。”

那天晚上，

我們吃著烤肉，喝著自釀的紅酒，

看著被偷偷安裝的衛星電視

接收進來的國外娛樂節目。

男女混合在一起跳舞、大笑、辯論，

氣氛熱烈得就像在北京的三裡屯或者上海的巨鹿路。

酒過三巡，我忍不住問法爾納茲：

“你們每天在外面和在家裡完全是兩個人，

不覺得撕裂嗎？不累嗎？”

法爾納茲臉上的笑容稍微收斂了一些。

她走到窗邊，撩起厚重窗簾的一角，

看了一眼外面漆黑寂靜的街道，

然後轉過頭看著我。

“累啊，怎麼可能不累？”

她的語氣裡有一種超越她年齡的滄桑，

“但這就是我們的生存之道。

在伊朗，

我們有一個概念叫‘Zaher’（外在）

和‘Baten’（內在）。

門外面的那個世界，

是屬於規矩的、屬於審查的，

我們在那裡扮演他們需要我們扮演的角色；

但門裡面的這個世界，

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是我們靈魂的避難所。”

她指了指自己身上的吊帶裙說：

“你以為我們在家裡穿成這樣、偷偷喝酒，

只是為了貪圖享樂嗎？

不，這是一種抵抗。

當我們無法改變外面的世界時，

我們至少要保證自己內心的領地不被完全侵蝕。”

我沉默了。在我的文化背景裡，

“表裡如一”是一種美德，

但在伊朗的特定語境下，

“表裡不一”卻成了人們保全自我、

維持理智的唯一方式。

我們國內的媒體往往容易陷入兩種極端的敘事：

要麼覺得伊朗人全都是狂熱的保守派，

要麼覺得他們全都是渴望被西方拯救的受害者。

但真實的他們，

其實是在這兩極之間艱難走鋼絲的普通人。

他們既不想失去自己的信仰和傳統，

也不願被死板的教條扼殺對現代美好生活的向往。

於是，厚重的家門成了一道結界。

門外，是妥協與沉默；門裡，是狂歡與自由。

這種巨大撕裂感帶來的心理內耗是外人難以想象的，

這才是伊朗社會真正的痛點所在。

別再自欺欺人地認為他們甘之如飴，

或者認為他們隨時准備玉石俱焚，

大部分人只是在夾縫中，

拼盡全力過一種“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