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却总以"跑龙套"自喻...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依法办事是中心环节”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被任命为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在1950年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代理政务院总理），兼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曾东渡日本(专题)，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科。由于拥有当时中共领导层中少有的法律专业背景，他成了党和国家在政法方面的主要领导人。

1949年10月，董必武在政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完善的法律。他领导政法部门制定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各项重要法规，以及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具体法令。

为解决政法人才匮乏的问题，他推动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陆续成立政法学院。同时，4000多名旧司法人员经过改造，被吸收到司法部门。

根据他的提议，中央指示各地设立检察机关。到1951年1月，全国已建立检察机关458个。那时常有人提出检察工作“可有可无”，董必武说，维护国家法纪的机关必须存在。

在1953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他在讲话中指出：“司法工作当前的严重问题有两个：就是错捕、错押、刑讯逼供和错判、错杀。”他还说：“乱捕和刑讯要禁，而且不只一次禁，要三令五申地去禁；禁到三令五申以后，还有再犯乱捕和刑讯逼供的人，那就应当受法律制裁。对错捕、错押的人，应该采取迅速的步骤去查明释放，不要迟延。”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董必武领导和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从中央到地方设四级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避免了过去三级法院终审的弊病；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权的唯一行使机关，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这次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发言提出：“我认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他阐释，依法办事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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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57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反右派斗争中，一股“左”的思潮冲击着政法战线。董必武的一些主张和观点，开始受到指责。

1958年5月到8月，董必武奉命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四国。这期间，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工作进行了整风，董必武的思想和主张受到了不点名批判。

董必武回国后，照常参加了数次中央工作会议。他既没有向中央写报告，陈述己见；也没有在会议上发言，做任何解释。

195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董必武得知会议将研究新一届国家机关人选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不再推荐他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也不安排他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实际职务。毛泽东批示，同意此信意见，“改换工作”。4月18日，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副主席。

“深信前途会伐柯”

卸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之职后，董必武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侧一套两进院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

他每年都要回湖北老家走走。有一年，女儿董良翚陪他回了湖北。她注意到，无论到哪里，父亲总是对秘书说：“因为我是个闲人，有时间出来走走。别人都是忙人，有工作。尽量不麻烦地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省长张体学等来看他，他总是十分不安地说：“我是个闲人，给他们这些忙人添了麻烦。”

1966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党史编纂委员会，任命董必武为书记。接到这项任务后，他认真做了思考和研究，并与各方面进行了协调。但不久，“文革(专题)”开始，这项工作还没开展就被搁置下来。

“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陷入停滞，1969年后才开始恢复。这一年起，中国政府陆续与各国互派新任大使。作为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要接受国书、会见外宾，承担起了大量外事工作。

通常接受国书只需要做短暂的礼节性交谈，董必武却将之当作增进两国友谊的机会，总是认真做足准备。接受国书后，他常与驻华大使们长谈一两个小时，其熟悉程度让外交部陪同接见的人员都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