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国消费不振的痛点:钱在哪儿卡住了?

2026-03-16 | 来源: 财经杂志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如果将经济循环比作一条河流，财政资金、企业投资和金融信贷构成的上游水源，最终汇入居民收入与消费。从投资驱动走向消费驱动，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深刻的一场转型

文｜《财经》记者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李雪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月薪两三万元，生活理应过得不错。

过去，她在朋友眼中花钱大手大脚，经常出国旅行，买了不少奢侈品包。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快2000元的内场门票，毫不犹豫就拿下。这几年不一样。为了备婚，两年前，李雪举全家之力在天津购入一套房产，而今每月天津房贷、添置家具，加上北京租房的费用，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购房以来，那套房子市价跌了几十万元，李雪有些无奈。

AI加速各个行业洗牌，她的文案岗位显得愈发边缘。35岁门槛迫近，李雪担忧裁员的指令随时可能落到自己头上。前些年透支消费，她还有5万元信用卡欠款没有结清，李雪不得不大幅降低了自己的消费开支。“总觉得未来不太确定。”李雪的选择并不罕见，过去两年，对许多人来说，存钱变得更为急迫起来。

中国居民储蓄规模持续上升。尽管中长期定存利率已普遍降至1%以下，但据中金公司测算，2026年居民定期存款到期规模约75万亿元，其中1年期及以上存款到期约67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7%。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正在出现：宏观经济还在增长，但普通人的收入体感和消费意愿似乎并没有同步增强。而过去几年，全国两会几乎不可避免提到同一组关键词——扩内需、提振消费。

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并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消费被寄望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但同时，近年来，居民存款规模持续上升，家庭部门的储蓄倾向依然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月数据，2025年中国人民币(专题)存款增加26.41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4.64万亿元。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锋向《财经》表示，当前消费疲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因很清楚，和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和房地产持续低迷紧密相关。从经济学看，居民消费主要由两个因素主导。一是财富效应：房地产占中国家庭60%-70%以上财富，远高于其在美国家庭中的占比（30%-40%），对消费的更大拖累也不可避免。二是收入效应。这需要政府提振就业，提升劳动者收入和医疗、社会保障，建立有效的经济周期“财政平衡器”，避免收入负作用。

如果将经济循环比作一条河流，财政资金、企业投资和金融信贷构成上游的水源，理论上，水最终汇入居民收入和消费。但现实运行中，这条河似乎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卡点”：资金在流动，但没有顺畅地进入居民消费。钱并没有消失。问题是，它在哪里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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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卡点：“人一旦拥有就怕失去”

许冬是一位“90后”，合着丈夫的收入，夫妻年薪到手50万元，在江西南昌不算低。

两人公积金每月1.1万元，扣除3600元房贷，每月能剩下不少钱。前段时间，许冬算了笔账，2025年房贷花了4万多元，买衣服花了8000元；女儿四岁多，还不怎么报兴趣班，一年大概花4万元。水电燃气费、加上保险、吃饭、过节送礼等开销，全年一家花了33万元。最贵一笔消费是旅游，每年三四次长途游，周末两天短途游，总共花费2万元。

许冬和丈夫在公司解决一日三餐，日常支出非常少，花费几乎都是刚需。但许冬觉得，“焦虑越来越严重，可能人一旦拥有就怕失去。现在对比刚毕业时，这份收入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开心。”这或许是许多中产家庭的缩影——愿意消费，但非常理性。中产家庭“非必要不花钱”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人们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预期正在发生变化。

经济学理论中，消费不仅由当前收入决定，还受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当就业稳定性下降、收入波动加大时，家庭往往会提高储蓄比例，以应对潜在风险。而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放缓、企业营收压力增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分别较往年下降2.3%、3.3%，直到2025年才转正增长0.6%。

面对经营压力，不少企业将“降本增效”纳入决策考量，有时直接体现为削减员工规模。2023年以来，多家互联网企业进行组织调整或业务收缩。根据阿里巴巴年报，截至2022年及2024年3月31日，阿里巴巴的全职员工分别为25万多人和20万多人，减少了5万人。其他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在控制人员规模增长，并通过内部转岗和效率提升降低成本。

同时，伴随平台经济发展，灵活就业迅速增长。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超2亿。其中有：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电商主播、平台接单设计师、自媒体创作者。过去，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稳定的劳动合同和持续的工资增长之上。到了平台经济时代，收入不再是固定工资，而是取决于订单数量、平台规则甚至算法分配。

这种变化，使得许多家庭在消费决策上更加谨慎。研究警告，可能出现企业裁员、灵活就业增多、收入预期不稳、保守消费、企业营收下降、进一步裁员的循环。当大量劳动力从高薪稳定岗位流向低薪灵活岗位，社会平均消费能力会被稀释，导致总需求不足。

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扩张，也在改变收入与就业。制造业尤其明显。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机器换人”已经成为提升效率的重要方式。一家常德的纺织机械公司介绍，他们的设备可以让每个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从原来的18人减少到2人。另据IFR（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World Robotics》报告，2022年，全球每新增两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在中国安装。

工厂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和简单劳动，黑灯工厂和机器换人有相应的代价。AI正在加速这一趋势。生成式AI的应用正在进入客服、文案写作、数据分析等多个领域。许多企业开始利用AI工具替代部分基础岗位。最典型的，将AI用于在线客服系统，大幅减少人工客服需求；电商使用AI生成基础商品描述和营销文案；前不久，短剧演员也可以被AI替代了。

但就业是收入和消费的前提。2月23日，美国研究机构Citrini Research发布的《2028全球智能危机》报告警告：AI的大规模应用将导致大量白领失业，消费力急剧下降，从而引发企业利润下滑；企业继而采用更多AI降成本，这会改变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经济会出现“生产增加但消费减少”的风险。报告的作者之一Alap Shah（阿拉普·沙阿）呼吁，对AI科技大公司，以及大公司利用AI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以维持社会消费和经济运转。

2025年8月26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工会志愿者在工会驿站为休息的外卖骑手送上绿豆汤等清凉饮品。图/新华

今年全国两会上，AI对就业的重塑吸引了大量注意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指出，未来计算机程序员、会计、法律助理、文字编辑等职业，面临较高替代风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建议，构建人工智能就业冲击监测预警机制，探索建立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适配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

“当前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就业带来深刻影响，大家都很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表示，正研究人工智能进步与民生改善相协调的包容性发展政策。此外，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帮助青年人在各行各业施展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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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卡点：如何解开居民消费率低的症结？

现实经济运行中，居民如何衡量自己的远期收入、是否愿意把收入转化为消费，影响着消费的增长空间。同时，消费增长往往还取决于另一条传导链条：企业利润能否转化为居民收入？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也决定了社会消费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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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增长的第二个关键“卡点”，恰恰出现在这条链条之中。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多家研究机构统计，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长期维持在40%左右，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约54%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中国形成了“穷居民、富企业、强政府”的收入分配格局。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明显较低：居民部门占比为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为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企业利润增加，并不一定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

在制造业和平台经济快速扩张的阶段，大量资本回报被用于再投资或储蓄，而没有转化为工资或居民收入，相当一部分收入并没有最终流向居民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指出，中国经济当前一个关键任务，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国际经验表明，当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提高时，消费往往会随之增长，不必过度依赖短期刺激政策。

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经济学家呼吁，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

在一些专家看来，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仍然巨大，需要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政府工作报告在介绍2026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图/IC

今年全国两会，房地产仍然是焦点。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分析，房地产占据居民资产大头，房价下降、资产缩水后，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稳房地产的实质是稳消费信心。他建议，挖掘政策空间，集中出台一批强有力政策，统筹金融、税收、住建等部门同时发力，进一步下调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对住房交易环节税费给予阶段性减免。

养老、医疗、生育和教育支出等社保体系的完善，备受关注。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教授张翼认为，目前每月300元的普惠育儿补贴对低收入家庭是“杯水车薪”，对高收入家庭则缺乏激励。他建议，增加一项补充育儿补贴机制，重点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倾斜。假设养育二孩、三孩，每月最高可获得3800元补贴，几乎能抵得上一位农民工的月收入。

农民养老金也牵动人心。目前，农民基础养老金每月大致200元出头。大多数农村老人一亩地一年的纯收益不过几百元。全国人大代表、山西迎波米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雷茂端建议，用三年时间，分步将70周岁以上农民的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至每月500元。这一群体约5400万人，年新增财政支出约2313亿元，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0.83%。

不少专家指出，提升农民养老金，有利于缓解进城务工的子女的老人扶养压力，促进农民工群体消费潜力的释放。如果农业转移人口缺乏稳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会受到限制。而中国消费潜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正是不断扩大的城市化人口。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分析，中国财产税体系尚不健全，遗产税与赠与税未纳入正式议程，制约了政府收入调节功能的发挥。建议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加大国资收益上缴财政的力度，专项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至农村低保水平（约600元/月）；此外，鼓励上市公司增加分红、实施股权激励，稳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若上市公司分红率提升至40%，以2022年数据测算，居民收入占比可提升1.8个百分点，达到64%左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俏则建议，优化GDP核算方法，增加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率指标。未来可在地方政府层面，将GDP核算从生产法改为收入法，以劳动者报酬、企业盈利为核心核算指标并公开数据，引导地方政府更关注居民收入与企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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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卡点：强投资，资金如何真正流向居民？

事实上，中国政策层面也正在朝这个方向调整。在“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的讨论中，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消费占比被视为重要目标之一。但许多经济学家判断，转型不会一蹴而就。这牵涉着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投资驱动经济模式调整，涉及财政体系及产业结构的深层调整。

提振内需仍是2026年的工作重点，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锋向《财经》表示，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变化较快，对全球和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外部压力。中国出口竞争力强、韧性高，但也面临高不确定性和一些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因此，长远务实考虑，应侧重关注国际贸易平衡和内需增长。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消费和有效投资是核心。

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财政部数据，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了30万亿元的新台阶。这其中，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并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促消费直接资金在3500亿元规模。

但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规模较2025年缩减了500亿元。朱锋认为，“以旧换新”消费政策力度和效应较上年有所下降，且政策缺乏多样性，推动消费存在难度，通胀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摩根大通维持对今年经济增长率（4.7%）和通胀（0.7%）的预测。当前内需疲弱，2%的通胀目标实现面临一定的挑战，需要政府加大政策力度推进消费。

摩根士丹利向《财经》提供的报告亦指出，尽管今年财政预算内支出增量中超过50%用于社会保障和消费相关领域，但广义财政赤字的主要投向仍然是资本性投资，重点包括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和绿色转型等领域。消费支持力度仍有限，经济再平衡仍采取渐进式路径。

重大项目投资，依然占据财政支出大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今年全国两会宣布，推进“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和项目，开展一批扩大有效投资行动。比如，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建设；再比如，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消费、低空、“人工智能+”、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今年初步估算投资将超7万亿元。

3500亿元直接促消费，7万亿元投重大项目，对比下来，财政对消费的倾斜不算多。背后也牵涉一组争论：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消费乘数效应是投资乘数效应的3倍以上，按照有关研究机构的测算，乘数在农村大于5，在城镇大于3，1元促消费资金可以产生3元到5元钱的经济循环。因此，财政应该直补消费，才能解决供给过剩问题，促进经济循环。

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强调，就业才是收入和消费长期稳定的来源。因此，需要通过有效投资，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带动居民增收、从而促进消费。这种通过政府投资基建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中已经得到验证，不可随意偏废。而且，大国竞争、科技博弈，要求政府在基础研究和新兴产业发展领域加大投入，这是投资未来。

眼下，从财政资金流向来看，中国财政支出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支持以及公共投资。这些支出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往往需要经过较长的经济链条，资金进入获得中标的企业——通常是大企业，才能最终转化为就业和居民收入。如果财政资金没有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有效进入居民部门，消费增长的动力就会受到限制。

当然，发钱、发消费券的持久性也存疑，家庭大宗消费有限。长期看，经济增长依然依靠投资。刘元春提醒，消费是慢变量，不能太急。如果过度刺激，会导致消费替代。也并非说投资越多越好，而要把握动态平衡。当期的投资在未来会变成产能，未来的产能如果没有很好地转换成消费、没有转换成再下一期的投资，经济就会出现萧条。二者需要配合促进。

刘俏分析，要真正撬动内需、提振居民消费，关键在于打破“产品低价格—企业低利润—劳动者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题关键。要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深度融合，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他建议，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部分已推出的“投资于人”政策仍规模偏小，仍待继续加码强化。

此外，刘俏建议，以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大对居民消费支持力度。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大规模降准降息空间有限。但如果对服务消费领域实施结构性降息，助力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若存量住房贷款利率下降0.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居民利息支出1872亿元，间接提升消费能力。中小微企业吸纳了80%的就业且贴近消费终端，通过结构性政策降低其融资成本，既能稳定就业，又能间接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助力经济良性内循环。

一言以蔽之，消费不仅是一个需求问题，更是中国经济结构的结果。当就业更稳定、收入分配更均衡、社会保障更完善，居民自然更愿意消费；当财政资金更多流向居民部门，而不是停留在产业链上游，消费也会成为经济增长更持久的动力。眼下，中国消费不会迅速爆发，但这条从投资驱动走向消费驱动的道路，或许正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深刻的一场转型。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李雪、许冬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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