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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寺（图_网络）

初到栖霞寺，方丈慧监问他出家的原因。李义将说了三个词——“求生、求学、不被饿”。

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栖霞寺只有50个正式编制名额。这些编制不仅意味着僧人的身份被官方认可，也意味着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编制带来的不仅是宗教身份的合法化，还直接关系到生计保障。成为正式编制人员后，每个月可以固定领取几十斤大米和相应数量的粮票。

当时，许多老和尚陆续回到栖霞寺。按他的说法，九成以上都是“文革”时期还俗、在社会上生活过多年的僧人。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恢复，这些人又被重新请回寺庙。但这些僧人中，不少人在社会上已经成家，有了妻子和孩子，也把世俗社会中的关系模式与利益逻辑带进了寺庙。

由此，栖霞寺呈现出一种鱼龙混杂的状态——既是宗教场所，也是一个充满现实利益博弈的复杂空间。李义将的到来，被寺庙里的不少僧人理解为“动机不纯”“六根未净”，觉得他只是想要脱离乡村，到城市里混日子。

但慧监还是保住了他，安排他在寺后门看门，既未剃度，也没有正式身份，但他利用值守之机偷听课程，自学佛学。1987年，李义将花7毛钱在寺外理发店剃了光头，向师兄借来僧袍和鞋袜，当众跪在慧监面前。

李义将自此转身，成了释传真。

1989年，还在佛学院就读的释传真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一面。一笔原本用于改善僧人伙食的香港善款，被挪作他用。得知此事后，释传真带领同学发起罢课。事件时间正值学运，在当地引起不小风波，佛学院对学生处置不一：部分学生被开除，释传真则在慧监的力保下背上记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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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忆起来，他说，“慧监师傅真的是我路上的贵人，如果不是他，我的路根本走不下来，一次次的开除风险，都是他保护了我。”

1990年从南京佛学院毕业后，释传真最先执着的是两件事：拍电影、读大学。

拍电影的念头，来自早年的方外岁月。他回忆，刚到栖霞寺时，师父慧监每天夜里让他挑水到房间，然后讲故事。一次，慧监讲到1937年冬天，栖霞寺寂然法师率寺内众僧人庇护两万四千名难民的真实历史。听完后，释传真说自己下定决心，要让世人知道这段历史。

但师父告诫他：“时机未到。你哪怕是一条龙也要趴着，等到将来你的翅膀硬了，因缘成熟了，你再爬起来。”

在1991年秋天，在报上看到了南京大学成人高考招生的消息后，他将志向暂时转向读书，他要考南大的成人大学。

他先进到历史系，然后向校方申请到中文系和作家班做旁听生，1995年获成人大专文凭。2000年再次进入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进修班进修，攻读哲学研究生。

僧人读大学是首开中国先河之举，他在南大校园的出现曾引起好生一番轰动。他走在校园里，同学前后左右围成一个圈，把披着袈裟的他围在中间。去食堂打饭，还有人跟着他，想要看他吃不吃肉。如果和女同学走近了，就有男同学说他凡心不褪。

读书并未让释传真投入全部精力。在南大期间，他还在准备写剧本《栖霞寺1937》。题材是现成的。

2005年，恰逢抗战胜利60周年在即，他趁陪同领导参观讲解时，反复提及拍摄电影的设想。有一次，他当场从僧袍里掏出剧本，说：“领导，我剧本都写好了，就是没钱。”他把慧监的故事又复述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