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揭秘:这个美国间谍是如何破坏伊朗核计划的?

查克尔向我描述的中情局项目于2007年首次公开曝光，当时《洛杉矶时报》报道了一项名为“人才外流”的机构计划。然而，此前从未披露过针对伊朗科学家发出的“邀请”的具体细节。（中情局一向严守其消息来源和调查方法，拒绝就查克尔的叙述发表评论。）

当查克尔加入伊朗事务组时，大约有两百名中央情报局官员正从事反扩散工作。然而，他们当中几乎全是分析师。除了该小组的负责人及其副手之外，只有另外三人——包括查克尔——接受过实地行动培训。（我查阅了内部文件，这些文件独立证实了上述数字。）查克尔告诉我，还存在另一个挑战：两位资历较深的行动人员都在接受酗酒治疗——这在他们的职业中是一种常见问题。就在他从“农场”毕业几周后，查克尔不仅成了该小组最年轻的案件主管，同时也成了资历最老的可用人选。查克尔回忆道，当时小组负责人语气平淡地对他说：“斯纳普尔顿，看来你有望大展宏图啊。”查克尔怀疑，自己这么早就被提拔，其实是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

查克尔了解到，中央情报局并没有现成的伊朗科学家名单。事实上，该机构在伊朗境内掌握的相关资源也寥寥无几。然而，大约十年前，一名在美国驻该地区工作的间谍曾从一位伊朗核物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具有颠覆性的重要情报。这位科学家代号为伯纳丁，甚至向美方透露了有关伊朗人在迪拜购买核秘密的那场会议的详细信息，而这些秘密正是来自A·Q·汗。但自那以后，伯纳丁变得行为怪异。近十年来他一直拒绝接受任何报酬，却突然提出要数十万美元的巨额款项。而且，他提供的那些情报越来越令中情局的物理学家们困惑不已；其中一些甚至完全不符合科学逻辑。伯纳丁似乎已毫无用处——甚至更糟，他很可能是一名潜在的双重间谍。于是，查克尔被要求制定一项招募其他科学家的计划。他首先翻阅了旧时的电报记录，了解中情局在约翰·勒卡雷时代如何处理苏联叛逃者的事例。

随后，就在查克尔开始工作仅几个月后，伯纳丁打来了电话。和其它秘密特工一样，他被授予了中情局总部的一个电话号码，以便在需要交谈或需从伊朗撤离时拨打。此外，他还获得了一个秘密代码和一句验证身份的口令。如今，伯纳丁已被视为极度可疑，以至于查克尔的上司甚至怀疑这可能是个圈套。该部门负责人指示查克尔，在伊朗境外与伯纳丁安排一次会面，但同时提醒他务必警惕可能存在的敌对态势：如果伊朗方面已经策反了伯纳丁，他们的特种部队很可能突然闯入，企图抓捕或杀害查克尔。就在查克尔启程前往欧洲某城市与伯纳丁会面的前一天晚上，他脑海中浮现出一种念头——这或许将是他与家人共度的最后几个小时。他的妻子当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晚饭过后，他们两岁的儿子主动把手中的冰淇淋分了一块给他，因为“分享就是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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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反恐战争正处于高潮阶段。“那时候，一切都快得惊人，”查克尔回忆道。当时，情报机构只派他独自一人、空手前往会面。据查克尔介绍，这本就是惯例：如果一名案件负责人需要武器，“基本上就意味着事情已经出问题了。”当他抵达那座欧洲城市时，在事先约定好的街角认出了伯纳丁——那是一位独自站立、双手颤抖的年长男子。他们交换了暗号。（查克尔说：“暗号总是类似这样的：‘我在找一家供应千层面的意大利餐厅。’‘我不吃意大利菜，但我超爱苹果派。’”）通常情况下，特工会计划独自前往酒店房间，以避免与线人同行被人发现。然而，在这个案例中，危险在于伯纳丁可能正密谋绑架或杀害查克尔，因此他希望有旁人在场，能亲眼目睹他们同处一室。于是，查克尔陪同伯纳丁穿过附近一家酒店的大堂，来到他早已预订好的房间。

门一关上，查克尔便开始向伯纳丁连珠炮似地发问，语气充满敌意。他逐条复述了伯纳丁的中情局联络人最近提交的报告中的细节，并要求伯纳丁解释他那令人怀疑的举动。伯纳丁一脸茫然——从未有中情局的人如此不尊重他。他坚称自己从未索要过任何报酬，也从未拿过中情局的钱。他强调，自己之所以与该机构合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免遭危险的核军备竞赛，绝非为了发财。他还否认自己曾传递过那些令中情局物理学家们困惑不已的技术信息，称那些不过是显而易见的胡言乱语。

查克尔对这些否认感到摸不着头脑，便在伯纳丁面前放了一本笔记本。伯纳丁花了好几个小时，用密密麻麻的页面记录下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新细节和图表。当伯纳丁返回伊朗后，查克尔搭乘了下一班飞离该国的航班。

一支中央情报局特工团队在杜勒斯机场扣留了查克尔。该机构担心他也可能已经叛变，于是让他接受了一次测谎测试。然而，位于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们表示，伯纳丁提供的这些新科学细节完全可信。查克尔也认为伯纳丁为人诚实。这引发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伯纳丁并未提供虚假信息或索要款项，那么他此前在该机构的联络人是否曾实施过欺骗行为？后来，查克尔撰写了一份报告，指控这位联络人捏造情报并从中央情报局中贪污公款。查克尔称，他听说该机构最终追回了大约两百万美元被盗资金，而那位联络人则因此入狱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