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100多件伊朗国宝在战火中带来了中国

来自伊朗礼萨·阿巴斯博物馆的展品，制造于塞尔柱王朝时期的珐琅彩釉陶碗（程靖摄）

展览中有一件核心文物，是一个珐琅彩釉陶碗，制造于乌古斯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王朝时期（约1037年～1194年）。

这个碗上绘制了一对情侣，其中男子手持酒杯，似乎在向恋人敬酒。两人的面庞比较扁平，眼睛细长，显然是从东亚或中亚来的人。为什么在伊朗高原上会出现东亚面孔的人？因为10世纪以后，大量突厥人迁入伊朗高原，同时信仰摩尼教的回鹘工匠（回鹘人是我国维吾尔族的祖先）也随之迁入，他们根据自己的艺术创作习惯来在彩陶上绘画和施彩。这对情侣的头后方都有“背光”，这是摩尼教绘画里的一种传统。

而且，这个碗的胎体也体现了制陶技术的交融和进步。过去，伊朗用陶土来烧制器皿，但中国的瓷器进入伊朗后，伊朗人喜欢上了瓷器的轻盈剔透，但这里又没有烧瓷的原料高岭土，于是他们就决定在陶土里增加玻璃碴和石英，烧出来一种仿瓷的陶胎。碗上的珐琅彩叫作“七彩釉”，它利用不同颜色的釉料烧结点的不同制成，工序非常复杂。碗的四周是用库法体书写的文字。库法体是一种阿拉伯字母的书法，随着伊斯兰教的兴盛而广泛传播。这一个碗，就汇聚了不同文明。

有许多文物都能展现中国和伊朗两国历史上的交流。展品里有一幅19世纪的花鸟主题细密画。波斯细密画一度深受中国的工笔花鸟画影响。还有织金丝绸，这种技术从波斯传入中国后也一度盛行。

我们还展示了两块地毯，其中一块上绣着黄道十二宫和相关的动物符号，环绕着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察合台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一种突厥语言）等三种文字。另一块地毯的四周绣着不同人种的头像，其中就有中国的回鹘人。波斯诗人萨迪的诗句“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里流露出的跨种族博爱，在这块地毯上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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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览中展示的地毯（受访者供图）

所以，当展览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幕的时候，我给它起的名字叫作“群星点亮的夜空”。我想表达的是，伊朗不是由某一个民族、某一个信仰的决定的，而是一个多民族共建的国家与文明。

把这些展品集中在一起，运到中国展出，比我们预想中的更为艰难。行政的流程非常复杂。伊朗体制是多头的，一个部门说了不算。将文物借出伊朗，我们要得到文化遗产、手工艺和旅游部及外交部的批准，最后再送到总统办公室签字，因为出借的文物要以清单的形式在伊朗总统官网上公示。

我们从提出展览请求，到拿到批文，就用了三个月。又过了四个月，博物馆给了我们文物清单。再过三个月，拿到了专家的估值文件，用来计算保险费用。可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2024年6月，时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到伊朗西北部一处水坝视察时，因直升机坠毁遇难。在那之后，总统要重新选举，内阁要重新组建，我们的工作又停滞了四五个月。项目重新开始的时候，原来对接的人都换了，得再走一遍流程。

可能是因为数十年的制裁和政治对抗，伊朗和外界的文物交流十分有限。在伊朗，除了伊朗国家博物馆以外，其他博物馆都没有将文物借出国门、进行外展的经验。一些博物馆连给文物做测量的秤都没有，我们还得到处找设备。许多文物缺乏资料信息，没有照片，也没有专家撰写的文物说明，我们就自己出钱请摄影师、找专家。文物要运输到中国，伊朗方面也不知道如何做保险、定制箱子、包装，我们得手把手教。

于是，从我们起心动念做这个展览，到真正落地，用了15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各个机构间的种种扯皮，其间我心力交瘁，感觉自己老了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