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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學生擠進7座車":艱難上學路上的致命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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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早上,貴州赫章縣河鎮鄉恒底工業園附近發生車禍。一輛載著16名學生的五菱小型客車在前往小學路上,與路邊停放的大貨車碰撞,造成2名學生死亡,14名學生受傷。該車核載7人,實載17人(含司機),嚴重超載。


這場悲劇的背後,是當地長期的求學困境。村小撤並後,孩子們求學路拉長,最遠達十余公裡。沒有正規校車,在外務工的家長只能將孩子托付給私人面包車。“哪怕知道危險,也沒辦法。”

出事


3月23日早上7點多,貴州赫章縣河鎮鄉新寨村的陳芳在海雀小學的家長群看到老師信息,“(老師)問新寨村的同學還安全嗎?”這天是周一,是孩子們結束周末假期,要返校的日子。

收到老師信息後沒多久,村裡就收到了消息:搭載著新寨村孩子的車出事了。海雀小學距離新寨村五六公裡,平常孩子們上學多坐專門接送學生的私家車。因為車子太擁擠,這一天,陳芳的三個孩子是走著去的學校。他們六點剛過便背著書包出門,為了趕七點半的早讀。陳芳松了一口氣。

當天下午,赫章縣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通報稱,赫章縣河鎮鄉園區大道發生一起交通事故。駕駛人張余廣駕駛自有五菱小型客車違法超員,在途經河鎮鄉園區大道時,與一輛停放在路邊的大型貨車碰撞,致車上2名學生死亡、14名學生受傷。陳芳後來聽說,離世的孩子中,有一位是自己讀五年級的兒子的同班同學。

張余廣在外務工的堂弟張啟富告訴本刊,車上的孩子都是新寨村的,離世的兩名孩子是姐弟,男孩讀五年級,女孩讀六年級。一個坐在副駕駛,一個坐在副駕駛的後排,這正是撞擊最嚴重的區域。在網上流傳的事故圖片中可以看到,張余廣駕駛的白色五菱車與路邊同向的紅色大貨車碰撞後,車頭右側嵌入貨車後輪車廂下,車頭結構被撞得碎裂變形,引擎蓋完全掀起、彎折,發動機艙部件裸露,車身碎片散落在路面上。

附近村民告訴本刊,事發地點位於赫章縣河鎮鄉老街村恒底工業園附近,距離海雀小學不到兩公裡。一位海雀小學的學生家長告訴本刊,孩子周末回家時說,出事的同學從三年級到六年級的都有。

此次涉事五菱小型客車,核載7人,事發時共載17人。很多網友表示難以置信,“怎麼能塞下這麼多人”。新寨村的獸醫黃瑞龍,經常開車往返各村寨給牲畜看病,對村民出行和事發路段十分熟悉。他告訴本刊,超載在當地拉學生的面包車裡是普遍現象,“超載就是小的站著、大的坐著,一個抱著一個,(小車)擠得滿滿當當像擠公交一樣。”



小客車意向圖(ai生成)

對於孩子們來說,上學的距離是無法回避的難題。新寨村到鎮上的海雀小學約5公裡,周邊的雙河村到學校的距離更遠,達十余公裡。一位新寨村村民告訴本刊,像張余廣這樣的面包車司機每天接送,每個孩子每月收150塊錢左右。“我以前也坐過這種車,成年人都能擠十幾個,更別說孩子了。”黃瑞龍說,司機超載也不完全是為了多賺錢,更多是為了省時間,孩子要趕早去上學,司機一趟拉得多就能少跑幾趟,不然要來回跑好幾趟時間來不及。這種說法在本刊采訪的多位村民口中得到證實。

黃瑞龍告訴本刊,撞上的那輛貨車,已經在那兒停了半個月左右。“一半在路上一半在路邊田裡,但並不影響正常通行,路還是夠寬的。”黃瑞龍說,那已經是當地公認的好路,筆直、寬敞,雙向可以並行三四輛小車。相比之下,進村的路要凶險得多,“又窄又陡,拐彎特別急,開起來像過過山車一樣,很多上坡和拐彎路段的護欄都被撞壞了。”



張啟富告訴本刊,堂哥張余廣事後向律師描述,事故發生時,那一段路上的霧相當大,“他說車禍發生時,從他對面來了兩個車子,有一個開的是近光燈,另外一個開遠光燈,他就沒看清楚(前面停的大貨車),就撞上去了。”

困境

張余廣的初中同學周偉告訴本刊,兩年前他就曾提醒過張余廣,拉這麼多孩子太危險。當時他主要擔心張余廣超載拉學生被交警發現要罰款、拘留。他還記得,張余廣說沒辦法,村民特別相信他,都願意把孩子交給他接送,不給他們接也不好。

這背後是山區村莊普遍的現實困境。黃瑞龍告訴本刊,在家種地不賺錢,山地多,幹活還辛苦。村裡大多青壯年為了賺錢養家,多是前往浙江、江蘇、廣東一帶,去工地或者進廠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家長們也不放心老人接送孩子。黃瑞龍說,“村裡有些老人一輩子都沒去過縣裡,頂多就是逢年過節去鎮上趕集,買些生活用品,偶爾坐一次面包車。”

河鎮鄉雙河村村民李忠華家裡有三個孩子,兩個在海雀小學就讀,老大在鎮上念初中。為了撐起一家人的生計,他和妻子常年在溫州電子廠打工。他也不是沒想過把孩子帶在身邊。“之前大兒子在溫州讀了半個學期一年級,光各項開銷就花了3000多。”提起這筆賬,李忠華滿是無奈,“現在小孩讀書,看似免學費,可班費、雜費不斷。”他說,疫情過後,工廠活計變少,工資也大不如前。以前在皮革廠,一個月能賺七八千甚至九千,現在只有四千多到五千。收入降了,城市消費卻沒減,扛不住了,他把孩子又送回老家上學。


他的孩子在學校寄宿,一周往返一次。在去年之前還都是搭乘私人面包車上學,“一年八百塊錢一個學生”。後來,那個司機生病去世了,李忠華的孩子找不到人送。家裡兩個老人不識字,考不了小車駕駛證,只能讓六十多歲的奶奶開敞篷的三輪車接送,三個孩子坐在車棚裡。老人冬天怕凍著孩子,就在後棚給孩子鋪上被子蓋著。李忠華說,他們也曾跟海雀小學反映過,“不是不願意出錢,只要學校安排合規的校車,費用在承受范圍,我們都願意交,哪怕比私人面包車貴幾百都可以。”學校老師也只回復“沒辦法”,接著讓填表,登記孩子們的交通方式,再無下文。

李赫跟張余廣一個村,也曾搭過他的車。李赫對張余廣的印象很好,“開車很穩、不快,不會像其他司機那樣漂來漂去。”他還記得,張余廣話少,但很溫柔,會幫他拿行李,等他們從學校出來的時候也不會一直催。在恒底村附近開磚廠的劉桂蘭,經常坐張余廣的車,“車都開舊了,他的車技一直很好”。她告訴本刊,張余廣人很實在,每次載她出門都不肯收錢,總說“老人也坐不了幾回,不用給”。拉老人的時候,也不會超載,說怕擠到老人。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在電話裡反復說道,“他是個仁義的人,人一點都不討嫌。這次出事就是意外。”劉桂蘭說,張余廣家裡條件不好,負擔重,上有老下有小,日子過得難。

據張余廣堂弟張啟富講述,張余廣離不開村莊,是因為要照顧家裡身體不好的七十多歲父母。張余廣的老母親患有心臓病,常年服藥,老父親也年事已高。當地的風俗是兒子養老,張余廣下面有三個妹妹,都有自己的家庭,無法幫襯。張啟富說,張余廣的四個孩子都二十多歲了,三個大孩子都讀了大學,但畢業了都沒找到穩定的工作,“在外飄著,偶爾還需要我哥貼補。”

2019年張余廣曾陸陸續續找張啟富借了6萬塊錢。那時正值三個孩子讀大學,為了供幾個孩子讀書。後來這筆錢,張余廣也一點點還清了。張余廣一邊開車拉學生,一邊在家種十幾畝地,還養了幾頭豬和牛。種地的收入微薄。老同學周偉告訴本刊,張余廣平時不抽煙、不喝酒,菌子豐收的季節,他妻子會去附近的菌子廠打零工,一天能賺80-100塊錢。開面包車拉孩子上學,是張余廣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撤並後的難題

一位孩子在海雀小學就讀的家長李忠華告訴本刊,出事後學校發布了新通知,將原本周一早上到校的規定改為周日到校,學校統一提供晚餐,並安排晚自習。他猜測學校調整可能有兩大原因:一是當地早上霧太大,六點二十分左右才天亮,七點多霧還沒散,孩子擠面包車危險。二是避免孩子趕時間上學,不得不坐超載的車。


在二十多歲的獸醫黃瑞龍的記憶裡,2008年他讀小學的時候,新寨村村裡還有教學點,可以讀到三年級。讀完三年級後,就得去幾公裡外的鎮旁邊的集市小學讀書。再後來,那所集市小學也被取消了,村裡的孩子只能去更遠的海雀小學讀書,上學的時間、距離就拉長了。據家長們介紹,海雀小學的教學條件相對較好,一個年級兩個班,一個班四五十人,學校提供寄宿服務,低年級也可以寄宿。寄宿的孩子周一到校,周五回家。學校有食堂和宿舍,還開設了免費的晚自習,“能管住孩子寫作業”。



教育部歷年教育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至2023年,貴州省的小學數量從9275所減少到6156所,教學點從3581個減少到1737個。十年間,小學減少了近1/3,教學點減少了近一半。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本刊,全國的村小撤並始於2001年。當時地方財政緊張,縣級政府難以支撐眾多村小的運轉,教育部出台了學校布局調整的相關文件,各地開始對村小進行撤並整合。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周新成,曾赴貴州銅仁鄉鎮調研,三年間走訪了東中西部的三十多所鄉村學校。他告訴本刊,2012年之前是大規模的“撤點並校”,當時學生數量還比較多。2012年之後中央嚴格控制村小撤並,各個地方的差異就比較大。周新成調研發現,2012年之後湖北的村小撤並整體規模最大,西部的雲貴川其次。他向本刊解釋,湖北撤並力度大,主要是因為湖北人口少子化發展趨勢更快,家庭普遍重視教育,陪讀風氣也普遍,生源向鄉鎮和縣城聚集。“而貴州撤得多、撤得快,是因為當地村小很多都是90年代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之後建起來的,本身生態就比較脆弱,再加上人口流動、山區老師調配困難,借著布局調整的風氣,不少村小就被撤掉了。”

周新成觀察到,各地的村小撤並也呈現出了不同的特征。湖北的村小撤並雖然速度快,但後續的保障工作做得相對較好,例如湖北浠水鄉鎮中心幼兒園和小學共用校車,幼兒園的校車送完孩子後,再去送小學的孩子,資源利用合理,而且政府給校車補貼,司機有工資,運營有保障。

中國教育報》2021 年也曾報道湖南新田縣鄉村教育優化案例,當地將 104 個農村教學點整合為 24 所,推動鄉村小規模學校從“小而弱” 向 “小而優”轉變。該縣實現行政村校車全覆蓋,並且完善寄宿制生活設施、為低年級學生配備專職保育員。報道提到,優化後,當地農村教學點學生學科合格率達到 96.53%。

但包括貴州在內的很多西部地區,撤並後的配套保障是存在缺失情況的。周新成說,國家層面並沒有出台具體的保障文件,各地的保障措施落實情況也差異很大。儲朝暉告訴本刊,貴州的高速路2010年以後修得很好,但很多村民住的地方不在高速路邊,甚至是很偏的路,要翻山、要過河,路況很差。這種路況下,搞校車的成本比中部地區高,大型校車在貴州的山路上根本沒法開,只能用小型校車,而小型校車如果接送的孩子少,運營成本承受不了。如果當地有充足的財政經費保障校車的運營成本,這件事就能做好,可如果財政經費短缺,這件事就根本辦不成,這就是最核心的原因。

面對“黑校車”問題,當地並非沒有整治過。赫章縣人民政府辦公室2023年2月曾印發《春季開學“黑校車”專項整治行動方案》,提到要通過專項整治行動,嚴厲打擊非法營運車輛接送學生,杜絕“黑校車”上路運營,確保全縣中小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

“村小撤並是無法抵擋的趨勢。”周新成表示,即便現在不撤並村小,隨著農村人口外流、出生率下降,大量村小遲早也會自然消亡。一方面是因為家長們都希望把孩子送到教學質量更好的鄉鎮學校,即便村裡有教學點,也不願讓孩子就讀。另一方面,村裡的學生數量越來越少,一個年級只有幾個孩子,根本無法配備師資,教學質量也無法保證。周新成及其所在研究團隊成員認為,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鄉校模式”是鄉村教育發展的第三條道路,即強化對鄉鎮中心學校以及片區小學的支持與保障,例如提供校車服務,配備寄宿制生活老師,以及配置優秀師資等。

這次事故之後,李忠華家老人說,路上太危險了,要不讓孩子別讀了。但在山區,讀書是孩子唯一的出路,李忠華自己就有深刻體會。父母在他小的時候就去安徽打工,他也在那邊讀初中,“當時成績不錯”。他一米八三的大個頭,初中畢業也能去當兵。但後來父母在城市幾次打工換工作,他因為轉學證和交通原因,初中沒讀完就輟學了,這成了他一輩子的遺憾。如今他和妻子在溫州電子廠打工,拼盡全力供三個孩子讀書,“只要他們想讀,砸鍋賣鐵我都供”。

他的兩個小兒子從一年級便開始寄宿,小兒子很爭氣。上小學前小兒子就寫完100多本練習本,背完了唐詩三百首。如今小兒子在海雀小學成績穩居年級第三,語文、英語都考了A等級。孩子也乖巧懂事,過年時,孩子拿著獎狀找他兌換獎金,一張獎狀20塊錢,孩子把換來的300多塊錢都給了爺爺。“讓爺爺買煙吃,自己每個禮拜只要三塊錢零花錢”。

(應受訪者要求,除儲朝暉、周新成和張余廣外,其余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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