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学生挤进7座车":艰难上学路上的致命车祸

2026-04-03 |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据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3年，贵州省的小学数量从9275所减少到6156所，教学点从3581个减少到1737个。十年间，小学减少了近1/3，教学点减少了近一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本刊，全国的村小撤并始于2001年。当时地方财政紧张，县级政府难以支撑众多村小的运转，教育部出台了学校布局调整的相关文件，各地开始对村小进行撤并整合。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周新成，曾赴贵州铜仁乡镇调研，三年间走访了东中西部的三十多所乡村学校。他告诉本刊，2012年之前是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当时学生数量还比较多。2012年之后中央严格控制村小撤并，各个地方的差异就比较大。周新成调研发现，2012年之后湖北的村小撤并整体规模最大，西部的云贵川其次。他向本刊解释，湖北撤并力度大，主要是因为湖北人口少子化发展趋势更快，家庭普遍重视教育，陪读风气也普遍，生源向乡镇和县城聚集。“而贵州撤得多、撤得快，是因为当地村小很多都是90年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建起来的，本身生态就比较脆弱，再加上人口流动、山区老师调配困难，借着布局调整的风气，不少村小就被撤掉了。”

周新成观察到，各地的村小撤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湖北的村小撤并虽然速度快，但后续的保障工作做得相对较好，例如湖北浠水乡镇中心幼儿园和小学共用校车，幼儿园的校车送完孩子后，再去送小学的孩子，资源利用合理，而且政府给校车补贴，司机有工资，运营有保障。

《中国教育报》2021 年也曾报道湖南新田县乡村教育优化案例，当地将 104 个农村教学点整合为 24 所，推动乡村小规模学校从“小而弱” 向 “小而优”转变。该县实现行政村校车全覆盖，并且完善寄宿制生活设施、为低年级学生配备专职保育员。报道提到，优化后，当地农村教学点学生学科合格率达到 96.53%。

但包括贵州在内的很多西部地区，撤并后的配套保障是存在缺失情况的。周新成说，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具体的保障文件，各地的保障措施落实情况也差异很大。储朝晖告诉本刊，贵州的高速路2010年以后修得很好，但很多村民住的地方不在高速路边，甚至是很偏的路，要翻山、要过河，路况很差。这种路况下，搞校车的成本比中部地区高，大型校车在贵州的山路上根本没法开，只能用小型校车，而小型校车如果接送的孩子少，运营成本承受不了。如果当地有充足的财政经费保障校车的运营成本，这件事就能做好，可如果财政经费短缺，这件事就根本办不成，这就是最核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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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黑校车”问题，当地并非没有整治过。赫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23年2月曾印发《春季开学“黑校车”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提到要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车辆接送学生，杜绝“黑校车”上路运营，确保全县中小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村小撤并是无法抵挡的趋势。”周新成表示，即便现在不撤并村小，随着农村人口外流、出生率下降，大量村小迟早也会自然消亡。一方面是因为家长们都希望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更好的乡镇学校，即便村里有教学点，也不愿让孩子就读。另一方面，村里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一个年级只有几个孩子，根本无法配备师资，教学质量也无法保证。周新成及其所在研究团队成员认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乡校模式”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强化对乡镇中心学校以及片区小学的支持与保障，例如提供校车服务，配备寄宿制生活老师，以及配置优秀师资等。

这次事故之后，李忠华家老人说，路上太危险了，要不让孩子别读了。但在山区，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李忠华自己就有深刻体会。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去安徽打工，他也在那边读初中，“当时成绩不错”。他一米八三的大个头，初中毕业也能去当兵。但后来父母在城市几次打工换工作，他因为转学证和交通原因，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如今他和妻子在温州电子厂打工，拼尽全力供三个孩子读书，“只要他们想读，砸锅卖铁我都供”。

他的两个小儿子从一年级便开始寄宿，小儿子很争气。上小学前小儿子就写完100多本练习本，背完了唐诗三百首。如今小儿子在海雀小学成绩稳居年级第三，语文、英语都考了A等级。孩子也乖巧懂事，过年时，孩子拿着奖状找他兑换奖金，一张奖状20块钱，孩子把换来的300多块钱都给了爷爷。“让爷爷买烟吃，自己每个礼拜只要三块钱零花钱”。

（应受访者要求，除储朝晖、周新成和张余广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