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家庭故事:我是听障者,也是女同性恋

甘草在旅游途中所摄

01 妈妈嗓子哑了，我的嗓子打开了

人们都说要把精力放在主要矛盾上。我们一家人的精力就放在了我的听力障碍上。

出生没多久，妈妈爸爸就发现我对声音没有反应，妈妈的直觉很敏锐，迅速吩咐爸爸一起带着我去医院检查。

检测报告很快就出来了，医生宣判：这就是耳聋，而且是双侧极重度耳聋。

在90年代，这意味着，残疾证里会写上最严重的“一级残疾”，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讲话。

妈妈爸爸不死心，带我去其他医院检查，在奔波中，他们艰辛地得到了一线生机：孩子尚有希望，可以佩戴助听器。

为了跟宝贵的语言习得期争分夺秒，妈妈决定，让我尽早、尽快戴上助听器，即便这对小耳朵还没完全发育好，庞大、笨重的耳背式机器，也足以把耳背皮肤压得发红。

我的耳朵成了一个整天扛着重物的工人，完全闷在沉沉的水泥袋里，直不起腰来。

佩戴助听器后，主要矛盾还是没有消失。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学说话哪有那么简单？

我戴着助听器上了幼儿园，就像堂吉诃德拿着长枪去挑战世界，一再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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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世界常常如同深山小院般寂静

我什么也听不清楚，老师在跟大家说什么？老师手指下的钢琴键又在说什么？小朋友们为什么不跟我玩？我站在陌生的幼儿园里，一脸茫然，与世界脱节。

妈妈发现后，果断让我从幼儿园退学，她知道，把我丢在那里，纯属浪费时间。

她辞去工作，开始亲自教我说话。

在妈妈的努力下，我成功地发出了声音，喊妈妈、喊爸爸。妈妈嗓子哑了，我的嗓子打开了。

尽管比同龄人开口晚得多，幸运的是，我可以带着含糊不清的口音就读普通小学。

独自生活在健听人的世界里，我无时无刻都要跟听力障碍作斗争，在别人看不见的战场里竭尽全力。

这份最核心的矛盾，始终如影随形。在它的笼罩之下，其他所有矛盾都被悄悄遮蔽，难以被看见——譬如，我的性取向。

02 不安中的免死金牌

我的性取向跟我的听力障碍一样，都显露得很早。

小学六年级时，我在方格本上写满了班长的名字，每个笔画都写得方方正正，顶满了格子，有人问我，我就美名其曰这是在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