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 欧尔班的难民政策,跟简中网络价值观并不一致

先说说地理问题。德国和北欧各国是难民潮的“终极目标”。匈牙利作为前往奥地利乃至德国的重要通道之一，受冲击最大，也最先启动边境管制。但要留意一个前提因素：尽管匈牙利仅仅是个中转站，但匈牙利政府担心一旦德国、奥地利等国启动边境管制，大量难民将滞留匈牙利。事实也的确如此，难民问题爆发不久，德国和奥地利就暂时恢复与匈牙利的边界管制。所以，匈牙利的边境管制并不是一味拒绝难民，而是未雨绸缪，甚至可以说是预料到了德国等国家未来注定难堪重负，所以提前准备，以免难民进不了德国和奥地利，却大量滞留在自己这里。

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的情况类似，它们都可算作难民潮涌入的第一线，同样担心德国等国家一旦无法接纳更多难民，将导致难民大量滞留本国。

与其批评维榭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强硬，不如检讨为何德国和北欧诸国在开闸后又筑起篱笆，这是不是暴露了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的缺乏协作？是不是说明了欧盟没有正确预估形势，更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形成对难民从接纳、甄别到认可等各个环节上的有序控制？

再说经济问题。东欧剧变后，前东欧各国发展不一。与“老欧洲”距离最近，在体制上也最为开放的维榭格拉德集团四国发展最好，以人均GDP计算，都已早早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则明显滞后。而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始终极具抗争意识的波罗的海三国发展又相对较好，被前苏联体制羁绊较深的白俄罗斯等则发展缓慢。

这种情况与地理位置有关，但跟体制关系更大。它印证了一个道理：前东欧国家的转轨，谁拥抱欧洲一体化更为彻底，谁的发展就更顺利，谁无法割断与前苏联体制的联系，发展就不顺畅。

但即使“新欧洲”奋起直追，发展极快，它们与老欧洲的经济仍有一定差距，即使已经迈入发达国家的维榭格拉德集团四国也是如此，尤其是比较对象是高福利的德国和北欧诸国时。对难民问题最为强硬的匈牙利，2008年时就受到经济危机重创，当时财政吃紧，对难民安置问题自然心怀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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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算是一个反例，它看似不起眼，但被一些经济学家誉为“25年来世界唯一真正经济奇迹”，已是欧盟第六大经济体，地位相当重要。如果说波兰作为一个反例尚不够充分，那么老欧洲的英国当时也拒绝加入难民配额系统，并在不久后举行脱欧全民公投，则侧面说明了经济问题也许并非唯一问题。

英国和波兰其实有些相似，当时两国内都有较强烈的声音认为欧盟部分规定限制了本国主权，二者均未加入欧元区，而是继续使用英镑和兹罗提，二者近年的经济局势都强于大多数欧盟国家。在英国的“脱欧派”看来，申根区人员自由流动以及松懈的边境管控对英国安全是一种威胁，开放边界正在将欧洲公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比利时恐袭事件加剧了这一认识。

更大的反例是德国自己。2015年9月16日，时任柏林副市长柴亚曾表示：“对于德国这个有能力举办世界杯、奥运会的国家，解决难民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但事实很快就告诉了他，难民问题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不同文化、宗教碰撞产生的社会隐患才是真正压力所在。

宗教原因确实值得一提。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欧洲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从原先的优越感爆棚滑向了另一个刻意强调“政治正确”的极端。这种“政治正确”的集中呈现便是“文化相对论”，当年的“欧洲文化最先进”变成了“文化无优劣之别”。也正因此，多元文化政策在西欧地区成为共识。多元文化在民族政策上的体现，便是不要求移民改变自身文化特色。

“新欧洲”明显不一样，它们的文化相对更为单一。波兰就是典型例子，90%的人信奉天主教。按2015年数据，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穆斯林人口均占本国人口的不足1%，而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7.5%和5.8%。当时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均由右翼政党执政，均反对任何削弱“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举动。斯洛伐克政府就曾表示“我们只接受叙利亚难民中的基督教信徒，不接受穆斯林”，他们也不认为此举有涉歧视，而是保护，因为“斯洛伐克境内没有清真寺，就算收留穆斯林难民，他们要如何融入社会？”欧尔班当时也曾表示，大规模涌入的穆斯林移民恐威胁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价值。

但这种担忧不是“新欧洲”独有，老欧洲也在难民潮和恐袭后出现了这样的情绪。如比利时恐袭后，希腊民间就产生了对官方接纳难民的抵触情绪，认为难民的风俗和宗教和当地居民“不兼容”。德国科隆的大规模性侵案后，美国《时代》周刊当时也认为，这会使得欧洲“嘴上不说、但心里对移民抱有的各种恐惧公开化——包括对文化碰撞的恐惧、对暴徒人数多过警察的恐惧、对向那些憎恶女人的人宽容地打开大门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