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 欧尔班的难民政策,跟简中网络价值观并不一致

再以德国为例，当时德国已拥有1600万移民，接近总人口20%，其中穆斯林达400万。后者的文化封闭性同样被德国政府容纳，但部分穆斯林习俗确实存在与现代文明不符的一面（如目前德国穆斯林男性中，多妻者达35%），成为了对欧洲民主宪政及基督教文化价值的重大挑战。当时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长的马库斯·索尔德就曾说过：“即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善意，我们也无法融合那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在我看来，老欧洲未必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新欧洲，因为从公元10世纪以来，匈牙利就被称为欧洲的“基督教之盾”，无论是13世纪的蒙古人，还是17世纪的奥斯曼人，都在这面盾牌前停下扩张步伐。甚至可以说，没有这面盾牌，就没有如今的欧洲价值。正因为这样，“新欧洲”在宗教问题上的忧虑或许并非完全不合理，毕竟，因为历史原因，它们对某些外来宗教有着巨大的恐惧。欧尔班当时所做的，更多属于匈牙利人的基因惯性。

欧洲有着悠久的接纳难民的传统，而且近百年来，其内部人口迁移常常是由东向西。如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人涌入西欧，到了冷战期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八十年代的波兰危机，都造成了大量人口流亡西欧。东欧剧变后，也有大量人口流向西欧。

难民危机时接纳难民的急先锋德国，更是有着丰富的接纳难民经验。二战后，西德主张自由开放，1949年将难民庇护条款第一次列入宪法，规定“所有被政治迫害的个人受到政治庇护”，从此接纳了许多来自苏联、东欧和东南欧的难民，东德人更不必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避难者开始进入德国，其中多数来自伊朗和黎巴嫩。到了9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一方面要接收流落海外的德国人回归，另一方面也接纳了大批前东欧国家的民众，以及在中东和前南地区战乱中流亡的难民。

但这次难民危机与此前完全不同。它不是欧洲内部的人口迁移，目的也不像冷战时期寻求政治避难那般单一。冷战时期，无论是匈牙利、捷克、波兰还是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高素质群体的比例都相当高。即使是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群体，也因为语言和习俗的相近，得以较快融入社会，能够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成为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复苏，成就“黄金三十年”的重要砝码。但即使是德国这样的受益者，当初面对难民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德国政府被迫于1993年大幅减少难民权利，并最终通过了新的难民审核程序法。

相比之下，十年前的那些难民，融入社会的难度大得多。以难民充实劳动力的想法，在难民危机初期就被许多人质疑。还是以德国为例，德国经济以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电子工业等为核心，这些在中东难民的祖国均非传统行业，因此难民多半不具备相关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即使是其他行业的普通工作，难民也未必能够胜任，有数据显示，70%以上的难民没有受过正规职业培训，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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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的性别比例问题也是一大隐忧。据瑞典的统计数据，2015年向该国提交庇护申请的难民中，有71%是男性。也有统计显示，难民性别比例差异极大，其中男孩数量是女孩数量的11.3倍。性别失衡往往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因为文化背景，难民对待女性的态度与欧洲价值观相悖。挪威在归化移民时，培训课程中就专门有“不允许强迫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一项，对浸淫于现代文明的人来说，这个课题简直是搞笑，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必要。

当时德国“敞开怀抱”接纳难民，国内知识圈也产生了争论。一方担心欧洲“绿化”，认为欧洲应该封闭，另一方则认为欧洲人自己都选择了接纳而非歧视，我们有何资格歧视其他种族。我则认为，两种思路都有狭隘一面，前者漠视价值观，后者同样没有价值底线。

欧盟的制度设计早有缺陷，在其一体化制度设计里，贯彻了共同边界与人员自由流动，却没有统一的难民和移民政策，以至于面对难民时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推诿。自由开放的欧洲价值观当然没有错，但当时欧洲仅仅拥有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和丰沛的人道主义，但却不具有与之匹配的机制和能力。

相比之下，欧盟采取“掏钱买平安”的手段，将土耳其作为安置难民的收容站，虽然看起来“市侩”，却不失为一个办法。更有意思的是，将土耳其作为收容站，与当年东欧地区成为“基督教之盾”的本质并无不同，从这一点来看，“老欧洲”与“新欧洲”在难民问题上确实只有先后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