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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 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給調查新聞帶來了什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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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普京的無名先生》斬獲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影片真實記錄了俄羅斯戰爭宣傳如何一步步滲透進校園——我們采訪了這部影片的執行制片人,講述鏡頭背後的故事。




“這是我,帕沙·塔蘭金(Pasha Talankin)。此刻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將給自己惹下多大的麻煩。”

這段話,是帕維爾 “帕沙”·塔蘭金故事的開場白。他是俄羅斯一所小學的普通職工——“一個無名小卒”——卻最終成為一名告密者,冒著巨大風險秘密拍攝並將記錄俄羅斯學校軍事化的素材偷運出境。

我感覺,我們這些老師也被迫卷入了這場戰爭。 —— 帕沙·塔蘭金

塔蘭金在俄羅斯工業腹地的卡拉巴什第一小學擔任活動統籌和校園攝影師,日常記錄著校園裡的一切——同學情誼、畢業典禮、課堂教學、周邊風景。然而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他的職責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一項新的聯邦愛國主義教育政策開始施行,他被要求拍攝所有相關活動,以證明學校遵從了政府指令。

一位同事對他說:“我們得讓孩子背誦愛國歌曲和演講稿,你負責拍下來。還要錄下孩子們朗誦勝利詩歌的畫面。”

他的反應是——“我們是不是完全瘋了?”——這也是這部影片的源起。盡管他一度考慮辭職,不願淪為“體制的棋子”,但最終他選擇了另一條路:按要求拍攝那些游行、軍隊參觀和宣傳課,再將素材秘密傳遞給境外的電影人。



帕沙·塔蘭金在指揮學校的合唱團。圖:BBC, Pavel Talankin

這些影像揭示了俄羅斯學校如何成為戰爭中的意識形態前線:孩子們照著提前准備好的稿子朗讀“特別軍事行動”的相關內容,老師則宣讀著關於烏克蘭與戰爭的宣傳稿。一間教室裡,八歲的孩子們一臉茫然地聽著“外國特工”的課程。有些老師以狂熱的愛國姿態恪守規定,也有老師抱怨:隨著正課被瓦格納雇傭兵來校傳授投擲手榴彈技巧之類的荒誕活動所取代,學生的成績正在下滑。



塔蘭金說:“我感覺,我們這些老師也被迫卷入了這場戰爭。我是一名老師,卻被迫做著與教育背道而馳的事。”

他的抵抗,有時帶著調皮——某天用 Lady Gaga 的歌替代國歌播放,或是促狹地告訴孩子們“老師接下來要說的話都是被迫的”——有時則充滿風險:遮蓋學校屋頂上“Z”字標志(這一符號已成為戰爭的愛國標志),藏好拍攝素材以防搜查時被發現。

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地下工作:“就像走鋼絲。起初像在玩游戲。隨著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它變得越來越難。鏡頭一出現,人們就開始警覺,變得不安,開始竊竊私語。感覺……信任在一瞬間就消失了。”

影片中穿插了普京的一段講話,令人警醒:“我們對教師的需求,從未像現在這樣迫切。在國家的轉折點上,教師扮演著關鍵角色。贏得戰爭的不是指揮官,是教師。”

隨著環境日益收緊,塔蘭金愈發感到危險。他拍下了剛剛應征入伍的畢業生們在淚別派對上互相剃頭的畫面,采訪了哥哥被送上前線的學生,還錄下了一位士兵葬禮上母親的哭喊:“阿爾喬姆!我的孩子。不,不,不,我的小阿爾喬姆。”

離開俄羅斯的前一天,塔蘭金為畢業班舉辦了一場派對,向孩子們留下了一句暗語:“有時候,為了表達愛,你必須放棄一切。”第二天,他就消失了。

塔蘭金隨後與導演大衛·波倫斯坦共同執導了這部紀錄片《無名氏對抗普金》。影片今年早些時候榮獲英國電影學院獎(BAFTA award),並獲得了2026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

奧斯卡頒獎典禮前夕,GIJN 采訪了 BBC 國際紀錄片系列《故事屋》的專題編輯、本片執行制片人露西·科恩(Lucie Kon)。以下訪談經過刪減和整理。

GIJN:這個故事是怎麼到你手上的?紀錄片裡帕沙提到,他曾向境外的人發了一封郵件,講述自己拍攝的內容——這封郵件是怎麼促成這次合作的?

露西·科恩(以下簡稱 LK):我當時在開一個會議……對方提到了一個項目,說有一位俄羅斯教師在學校裡進行著秘密拍攝,實際上也有公開拍攝。我當時想:“天啊,這聽起來太不尋常了。”

我的背景是調查記者。在加入《故事屋》(Storyville)之前,我在《廣角鏡》(Panorama)做過執行制片,更早之前在第四頻道的《快訊》(Dispatches)工作。所以我當時有一種“當頭棒喝”的感覺。但我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安全和操作層面的,聽起來有點無聊,但這些問題不解決,一切都無從談起。

GIJN:帕沙是邊拍邊把素材傳出去的?

LK:他會邊拍邊傳一部分,也會不時離開俄羅斯,帶著一些素材去別處與團隊見面。因為需要保持素材的持續流入,所以是多種方式並用。花了一段時間,我們才到了可以回看素材、進入剪輯階段、開始思考影片呈現方式的階段。

因為一開始你會覺得“天啊,這個故事太精彩了”,但根本不知道最終會是什麼面貌。

我們知道,如果這部片子要做好,他就不能留在俄羅斯。需要考量的因素很多。對我來說,他母親是普京政權的支持者這一點非常耐人尋味。問題來了:他母親會出現在片子裡嗎?他能采訪自己的母親嗎?……還有知情同意的問題——因為片子裡沒有任何人簽署過同意書。

GIJN:我們來談談同意權和臥底拍攝的問題。這在本片中尤為敏感,因為涉及到學校裡的孩子。你們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

LK:涉及到孩子,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問題。核心在於:學生家長未曾給予同意,孩子們年齡也未到可以自行同意的程度。所以這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知情同意。

我與BBC編輯政策部門緊密合作。他們認為,等到影片剪出粗剪版本後,才能做出判斷。看到帕沙拍攝的素材,他們都震驚了,並強烈認為影片的拍攝方式具有非常充分的公共利益。

我們認為,片子裡不能出現任何哪怕隱約對普京有批評意味的人——帕沙除外。

這不是刻意為之,而是真實反應了卡拉巴什這個地方人們的生活狀態。影片沒有歪曲任何事實。但有時會有人說句笑話,或者老師對孩子說了句反話。我們不允許這類內容入鏡,因為??如果你對外國媒體說了什麼,那就是叛國罪,你會進監獄。就算是開玩笑說的一句話,他們也會認真追究,你照樣會進監獄。我們不想讓任何人暴露在危險之中,所以哪怕稍微有點批評色彩的內容,我們一概不用。


GIJN:影片播出後發生了什麼?有沒有引發什麼反彈?

LK:帕沙最近告訴我,俄羅斯官方電視台花了大量時間在卡拉巴什活動,試圖抹黑這部影片。他們挨家挨戶敲門,告訴家長們:“你們沒有給過同意,應該去警察局舉報這部片子。”結果,卡拉巴什沒有一位家長這樣做。這讓我覺得意義深遠。他們完全有理由、有權利去舉報,但他們沒有,因為他們知道這部片子很重要,它向世界傳遞的信息很重要。帕沙的母親還在那裡,她依然在學校圖書館工作,一切都好。



GIJN:他現在怎麼看待自己當初的選擇?影片的影響力越大,對他個人的沖擊也就越大。他在片中說他大概再也無法回去了,我想現在他很清楚,在局勢改變之前,他永遠都回不去了?

LK:我覺得他很悲傷——那所學校是他整個生命的中心。他在那裡上的學,又在那裡工作。他顯然深受師生喜愛。他的位置一直空著,孩子們沒有另一個像他那樣的老師——一個年輕、可以親近的老師。他們失去了那個可以喘息的空間,就像他的教室,曾經是一片小小的避風港。我覺得他真的很難過,但他內心覺得自己必須這樣做。他做了,而他的生活也永遠不會再一樣了。

風險永遠都在。我們一直知道,他必須在那個學期結束時離開。雖然他之前也曾以“出去一周、再回來”的方式往返俄羅斯傳遞素材,但這一次,他再也不會回去了。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但我認為他覺得這樣做非常重要。

GIJN:能告訴我們——在不給他帶來危險的前提下——他是否安全,是否在某處獲得了庇護?

LK:是的,他在歐洲獲得了庇護,期間得到了很多幫助。他已經安頓下來,正在學習所在國的語言,也在學一點英語。他是個非常好的人,我非常敬佩他,但不可否認——他自己也清楚——這有多艱難。有將近一年多的時間,他無法出行。聖丹斯電影節的首映式上,他通過遠程方式向觀眾致辭,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但在那之前,他有好幾個月都非常孤獨,我想那段時間對他來說很煎熬。現在他進入了一個令人振奮的階段,終於可以出行了,也在隨片巡回路演……但他知道,等這一切結束,他還是要回到那個歸於平靜的生活,面對與眼下截然不同的日常現實。現在,在所有這些頒獎活動結束之後,他要做一些關於未來的重要決定了。



BBC Storyville 編輯 Lucie Kon。圖:Courtesy of Kon

GIJN:吹哨人——尤其是這種規模的吹哨人——犧牲了太多。


LK:俄羅斯政府當然知道他住在哪裡。我不會說他在哪裡,因為我有保護他的責任,但他們什麼都知道,不是嗎?帕沙非常清楚,自從利特維年科被暗殺,在他之前還有其他人被殺。他對這些風險表現得相當淡然,但我想這大概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同樣重要的是,他必須明白——在我們拍攝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他正在承擔怎樣的風險。我記得當我看到接近最終版本的粗剪時,我心想,這部片子會引發巨大的轟動。你就是有這種感覺。他拍的時候不知道,我們當時也不知道,它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我們當然為此感到高興……因為讓人們了解世界上許多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讓人們知道孩子們是怎麼被利用的,這件事本身就意義重大。

GIJN:影片裡有普京的一段講話:“贏得這場戰爭的不是指揮官,是教師。”影片探討了教師與宣傳的關系,深入追問誰在編寫課程、孩子們在學什麼。為什麼這部片子如此成功——是因為帕沙和學生之間建立起了信任?還是因為他就在教室裡,親眼記錄下了那些指令的執行?

LK:他不是在那裡教那些內容,他是在記錄別人怎麼教。是在證明這些事情正在發生。我覺得這部片子之所以奏效,是因為它有著豐富的情感層次。開場是幽默的,有一種令人眼前一亮的活力。

很多紀錄片缺乏這種活力。你必須從一開始就抓住觀眾,而這部片子做到了。這得益於導演大衛·波倫斯坦(David Borenstein)的剪輯方式,也得益於帕沙這個人本身的個性——他的氣質與剪輯方式相得益彰。



帕沙在場,能夠說出那些大家都以為是玩笑的諷刺話——比如有個年輕人問他在給誰拍,他說“BBC”,對方哈哈大笑??他的個性和這種說笑的能力,讓你看到了一扇窗。這不只是一個悲傷的故事,更是一個充滿抗爭精神的故事。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

GIJN:學校裡的其他老師也面臨著直接幹預——他們能做什麼、能說什麼、能教什麼,都受到了管控。

LK:老師們清楚地意識到,課程被改成讓孩子們學用槍、練扔手榴彈、唱愛國歌曲、揮舞旗幟,意味著數學和其他基礎知識——那些孩子未來立足所需的東西——都沒有人教了。

他們突然之間不再是在做老師該做的事,而是在照本宣科。孩子們也是,只是為了給俄羅斯教育部提供錄像素材。那種荒誕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沒有蠢到真的相信這些是真實的,畢竟孩子拿著稿子念,還得把稿子藏在桌子底下,不讓鏡頭拍到。

GIJN: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切,是因為他是他。

LK:這部影片有過很多名字。為了不讓它以真實身份出現在BBC系統裡,我們給它取了代號。先叫《P老師》,然後叫《普京的教室》,最後定為《反對普京的無名先生》。起初我覺得有點不禮貌——你不能叫帕沙“無名先生”。但現在我非常喜歡這個名字,它真的很貼切。正因為是“無名氏”,他才能做到那麼多“有名之人”做不到的事。換個工作也不行。比如說,如果他是學校的校長??

GIJN:帕沙能拍出這部紀錄片,部分原因在於他不是記者。俄羅斯有那麼多記者被迫流亡,或者被迫停止工作。那麼,在這樣的新聞真空與嚴格的報道限制下,帕沙能夠向我們展示哪些原本難以了解的俄羅斯現實?

LK:我認為,這部片子展示了政府為了讓民眾相信在烏克蘭所做之事是正義的,願意走多遠。……入侵之初,我們看到俄羅斯人上街抗議普京的畫面,也聽說了當局收緊法律、鎮壓抗議的消息。但我們從來不知道的是,這一切是如何滲透進俄羅斯最偏遠角落的學校課堂的。

你看到它如何滲透進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無處不在。人們的每一次對話,都可能涉及到它。說錯一句話,你就可能陷入大麻煩。我認為,這部片子讓你看到了恐懼是怎樣蔓延到這個國家的每一處,以及孩子們是如何被操控的。而且不只是在俄羅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孩子被用來延續那些殘酷的、血腥的沖突,這讓這個世界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

GIJN:帕沙從未被捕,但我想你們必須為這種可能性做好准備?

LK:他從未被捕,也從未與執法人員有過正面接觸。但當他發現有人在他家門外盯梢時,他通知了我們,我們當即決定:“好,現在必須讓你立刻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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